觀點投書：論「國共兩黨智庫論壇」之本質與根源

眾所周知，以「兩岸合作賺世界的錢」為前瞻聞名於世之首屆「國共兩黨智庫論壇」二月三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成功召開，且在當天下午就隨即順利閉幕，其高調率團赴陸之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翌日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主席王滬甯會見，後於次日晚間搭機低調返台，並在受訪中將此行描述為「成果豐碩」，但同時又指出未來中國國民黨若重返執政會重啟平等互惠交流，可見其過程並非如願以「償」。

正因如此，三寸不爛之舌所新炮製之「兩岸合作賺世界的錢」究竟是意指「當務之急須用錢消災」，還是寓指大中華與全世界間的政經關係急需一百八十度反向回歸至連戰訪陸前的「兩岸各地悶聲發大財」，已相繼且一併成為外界觀察北京內政外交之未來走向的非核心指標之一。究其原因，自「蔣介石代表」及其所屬利益集團兼政黨組織於一九四九年選擇「棄陸保島」及「守閩據台」以來，決定台海東西兩岸之台澎與金馬四島命運的不是美利堅就是新中國。

換言之，曾被高調稱之為「亞洲四虎」之一的「台澎金馬」，在過去七十七年間從未實質影響過新中國之未來發展走勢，相反卻是一次又一次地通過自身所屬強而有力的「無形之手」襯托其所屬地緣政經之國際大國地位。準確講，在所謂「兩岸關係」、「陸台關係」和「國共關係」裏，高舉「青天白日」的一方向來都是最為被動的，歷史上只有新中國改變「台澎金馬」，永遠都不會有「舊中國」改寫新中國，因為「台澎金馬」的變與不變完全取決於北京中央，而非「台澎金馬」本身。

對此，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於二月五日（即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結束訪陸行程搭機抵台之次日）在其舉行之例行新聞發佈會中就已給予明確答復，即「今年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六十周年。民進黨當局刻意推動新臺幣紙鈔『去孫中山化』，其目的就是要割裂兩岸歷史文化聯結，推動『去中國化』，在臺灣社會形塑『台獨』意識形態。這種包藏禍心的政治操弄，是對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背叛，數典忘祖、令人不齒。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改變不了、抹滅不掉。不管民進黨當局如何處心積慮、胡作非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和法理事實改變不了，臺灣同胞的中華民族認同抹滅不掉。」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不站隊的力量，正悄悄改寫政黨的興衰 ｜ 更多文章 ）

自今年一月廿八日西岸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張晗在其例行新聞發佈會首先宣佈「國共兩黨智庫論壇」將於二月三日在京舉辦以來，這一分別由中共中央台辦海研中心與中國國民黨國政研究基金會共同主辦之首屆「國共兩黨智庫論壇：兩岸交流合作前瞻」就已跟起始於二〇〇六年的「國共論壇」畫上了等號，且僅從臺灣《聯合報》之相關標題與報導內容就可明確看出「國共論壇」並非此次「兩黨智庫論壇」之縮寫或簡稱，既乃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發表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即臺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實質延續與遵循，又是二〇〇五年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對陸所開啟「和平之旅」（國共交流與陸台互動）及其後續之「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延伸和捍衛，更是一九二三年蔣介石所率領之「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密察籌備兼密謀備戰）與一九二五年孫中山所代留之「國父遺囑」（即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繼續努力）的貫續和實踐，以及一八九四年興中會所提與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所定之「革命首要目標」兼「革命政治綱領」（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繼承和延續。

人人皆知，自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其任期之二〇一六年正式提出「自由開放之印太戰略」以來，無論是國共兩黨縱橫交貫之輪替型配合式「遠交近攻」，還是由此延伸之所謂「陸台關係」基礎之上的同舟共濟，或是全球炎黃子孫一致引以自豪的「愛我中華」（即身份認同層面上的不忘故之四方歸，政經利益層面上的不忘恩之親華夏，地緣關係層面上的不忘祖之講漢語，歷史話語層面上的不忘根之學中文，戰略思維層面上的不忘本之寫漢字，血緣追溯層面上的不忘孝之愛中國，人文秩序層面上的不忘情之征四方），均一致面臨前所未有之「一觸即碎」的致命威脅，一場永久決定「華夏命運」之走向的終結式生存危機。

準確講，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相繼提出之二〇〇七年所屬「自由與繁榮之弧」及二〇一六年所屬「自由開放之印太」構想均與處處乃政治之「兩岸合作之台海」與「國共與華洋之盟」密切相關，即二〇〇五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南京、北京、西安、上海）和二〇〇六年首屆「國共論壇」（北京）的召開，二〇一三年《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上海）的簽署與二〇一四年「太陽花學運」（臺北）的發起，以及二〇一五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時任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之兩岸所屬「歷史性會談」。

換言之，日相安倍晉三最先所提之「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問世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國家行政機構之中央人民政府所制定《國務院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之開啟貫徹（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後的第六年。而其次所提之「自由開放之印太」構想則問世于中共中央總書記及中共中央軍委主習近平首次提出「中國夢」，且將其定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即乃中華民族近代以來之最偉大夢想」（二〇一二十一月廿九日），以及國共兩黨所屬之「兩岸兩會領導人」簽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後的第三年。

更為準確地講，前首相安倍晉三作為日本史上在位時間最長之內閣總理大臣，其任期所提之「自由與繁榮之弧」與「自由開放之印太」兩大構想均問世於日相首次及二次中亞之訪後的次年，即第八十九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小泉純一郎之首次中亞之訪（二〇〇六年八月廿八日至卅一日分別訪問騰格爾山南北之哈薩克與烏茲別克），以及第九十七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之二次中亞之訪（二〇一五年十月廿二日至廿八日分別訪問阿爾泰山東西之蒙古、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與哈薩克）。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不站隊的力量，正悄悄改寫政黨的興衰 ｜ 更多文章 ）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一九四九年潰敗外逃之時任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所屬延續廿六年的「反共複國」之夢，在其繼任者蔣經國所開啟之「五年戰略準備」（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九年）、「十年經濟反攻」（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十五年佈局掃蕩」（一九八九年至二〇〇四年）及「廿年滲透成功」（二〇〇四年至二〇二四年）的實施貫徹中已幾乎接近尾聲，距離「取而代之」（即反攻大陸）僅差一步之遙。

簡言之，善於反向顛覆的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以台澎金馬四島為堅固之立足點，在卅六年裏通過「台海東西兩岸」與「華洋南北兩岸」所屬之華人資本，已完成「反攻大陸四步走戰略」所需之分別由經旅、人文及科教所構成的「核心三步」，且於二〇二五年正式步入其最為關鍵的「最後一步」，即絕對反向顛覆最終能否成功之「先政後軍」。但在此過程當中，令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萬萬沒想到的是，時任日相安倍晉三竟會在其「反攻大陸」步入至最為重要之關鍵時刻（即「最後一步」之前半步），如同半路殺出的程咬金般，提出了一個可將全球地緣政經重心永久從亞太之遠東沿海陸島轉移至印太之歐亞非三角交界地帶的新構想（即自由開放之印太），導致其「反攻大陸」在戰略收尾階段不得不面臨絕對無奈之「前功盡棄」。

正因如此，對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而言，安倍晉三所提「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之元年、二年、三年分別乃（即被動延伸所應）「天雲異動之年」、「不畏天命之年」和「不懼天譴之年」，其四年、五年、六年分別屬「抗拒天令之年」、「自命天子之年」與「重定天下之年」，而七年、八年、九年則分別系「劍指天域之年」、「天宮難降之年」及「開天闢地之年」。

同樣，在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眼中，安倍晉三所提「自由開放之印太」構想之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分別乃「晴天霹靂之年」、「平分天下之年」、「天將下凡之年」和「天珠地滅之年」，其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分別屬「天昏地暗之年」、「暗無天日之年」、「天崩地裂之年」與「天兵鎮邪之年」，而九年、十年、十一年則分別系「無力回天之年」、「天譴降至之年」及「天道輪回之年」。面對終究難以回避的「天道輪回」，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的最好應對策略分別乃以不變應萬變之千年延續型回應式「縱橫天地」（裏應外合）與「問鼎天下」（開疆拓土），及其所屬以萬變應不變之百年繼承式聯合型「獻計謀天」（鴻圖大展）與「瞞天過海」（拔旗易幟）。其中，前者專指顛覆與再滲透，後者則特指滲透與再顛覆，而兩者的結合則乃永無止境之持續不斷的以退為進型「夷為平地」及以進為退式「用夏變夷」，即民主自由漢地化。

總言之，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自「天雲異動之年」起就開始坐立不安且日夜難眠，其五湖四海之各岸分支藤脈及四島主根葉苗自此僅忙於快馬加鞭，致使「不到長城非好漢」隨即成為各方爭先恐後之短期戰略目標，進而為更加長遠之「長城內外無蠻夷」及「關裏關外無狄戎」構築戰略所需一切必要條件。但事與願違的是，「晴天霹靂之年」的到來讓先前的一切佈局與未來的所有願景均瞬間變為泡沫，導致過去已有及未來可有之一切在片刻之間秒變為尚未出土就已公佈於眾的「新千年之現代版舊中國式清明上河圖」。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不站隊的力量，正悄悄改寫政黨的興衰 ｜ 更多文章 ）

受此影響，被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寄予厚望的「平分天下之年」不可避免地反變為「狂風襲來之年」，直至「暗無天日之年」如期來臨。而與之緊隨其後的「天崩地裂之年」則一方面讓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從各個方面感到無比窒息，另一方面又從中獲得了精神層面上的短暫喘息。

歸根結底，從地緣窒息中所獲之長達四年的「喘息之機」終究未能讓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真正獲得喘息，「天譴降至之年」的浮現如同震後海嘯般讓其各岸分支深受打擊且奄奄一息。正當「無力回天」已成既定事實時，永久改變過去與未來的「天道輪回之年」則接踵而至，其所噴湧之滾滾岩漿則鑄刻出日後絕不可逆轉的新全球秩序之綱紀，即「守律者存」兼「遵法者昌」。

本質上，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所尊崇敬畏之「三股反人類思想」（即漢式反滿極端主義、華式反清分裂主義、中式反胡恐怖主義）既非源于廿世紀初成立于日本東京的所謂「國父所創」之中國革命同盟會，也非起於十九世紀末分散于江河陸海之各地的遠東所屬「三股勢力」之鼻祖及其內外分支（即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更非興於眾所周知之一九一一年武昌漢亂與中原華變，或一九一二年取而代之且延續至今的「中原華夏」（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而是始繼於西元前一〇四六年之當今鮮為人知的「周而復始」及「尊王攘夷」，一個建立在「武王伐紂」、「武王克殷」與「武王克商」基礎之上且與後三千年「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和「創立民國」百分百相一致的「驅除狄夷」（滅殷驅商）、「光復天下」（恢原翦異）及「創立周國」（以中立國）。

以史為鑒，不難看出，劍指滿蒙與草原各族的孫中山與逼退清室且取而代之的袁世凱均同屬兩千九百五十七年後的文武雙全之「近代新周王」或「現代新武王」，各方所屬之不同內涵的所謂「中華民國」也同樣乃不同形式之源自同一命脈的「南華新周」兼「北漢新周」，即一個既披著「民主外衣」且又戴有「共和手套」的「近代型取締式中原周國」或「現代版重生式關中周國」。其中，出生南華粵地的孫中山屬北漢不屑之「新文周王」，而出生北漢豫地的袁世凱則屬南華拒崇之「新周武王」。若是依照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所定之已遍佈全球的「舊中華史觀」，就可明確看出，無論是一九〇八年孫中山所訂《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所寫「複四千年之祖國」，還是其後人所續擴之「中華五千年」均屬赤裸裸的瞎編亂造，其具體原因有三：

（一）、根據舊中國式「三股反人類思想」所定之「舊中國史」，所謂「大江南北」或「長城內外」自古以來只有「朝」與「代」，從未有過可與「中華民國」相提並論之名副其實且眾所周知的「國」或「府」，其所指之各「朝」各「代」均由不同時期之各「帝」各「廷」所構成，乃人治之典範，而非法治之代表，因此所定義之「中華」僅起始于民國元年，至今充其量也就一百一十四年，其餘三千八百八十六年或四千八百八十六年純屬捏造；（二）、「中華」一詞作為國族建構之近代引入式新概念，是由受東洋文化思想影響之南華粵人梁啟超最先於一九〇二年與大和日本所屬「民族」一詞一併正式使用，自此造就了當今世人所目睹的近現代版「中華民族」。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不站隊的力量，正悄悄改寫政黨的興衰 ｜ 更多文章 ）

更為準確地講，當今起始於一九〇二年之「中華」一詞，並非自古以來，而是人為創造之表面上的所謂「自古以來」，其梁啟超本人也是在流亡日本期間於一八九九年首次引用了從日語翻譯而來的「民族」這一概念，表明「中華」一詞之邏輯認知並非是建立在以字為單位之文言文（即關中本土語言認知思維）基礎之上，相反則是建立在以詞為單位之和制漢語的基礎之上。

事實上，「中華」一詞概念的白話化及文言化進程幾乎是同步進行，均是建立在中華民國成立這一現實基礎之上，反之則無從談起。其中，文言化的作用在於「鑲接」與「鍍金」，是通過將文言文史料與文獻當中彼此獨立之「中」與「華」及「中」和「國」等字相互拼湊焊接且再解再焊與再分再接（即造詞），達到表觀上的「此出有理」兼「此出有據」，其運用手法乃標準之偷樑換柱，且嚴重依賴政權之軍政層面上的絕對支配和經文層面上的永久支撐。

相比之下，白話化的作用在於「傳播」與「普及」，是將內部已成「既定事實」且無人敢於反駁之「政治共識」向外疏導，以便日後能夠成為政權合法所依賴之「法理依據」兼「國際認可」，即不間斷之永久型掩耳盜鈴；（三）、白話文基礎之上的「中國」寓意「萬國之決策核心」、「世界之中心國度」與「眾國之核心所在」，其根本是將「驅除四夷」之周武王千年所續「光復天下」與「驅除韃虜」之孫中山百年所繼「恢復中華」上下對接，以「中華民族」所屬之「中國」為名延續「征夷大業」。

因此，解讀「中國」一詞或「中」與「國」兩字之本意時，須從「殷商原意」及「華漢疊意」兩個視角一併切入，否則難識廬山之真面目。為此，首先需要厘清的分別乃「殷文」與「華文」之根本字意，以及「商字」和「漢字」之核心文意。換言之，「武王克商」之前的「殷文」不等同於之後延續至今的「華文」。同樣，「周武問鼎」之前植入至關中華域的「商字」也不等同于之後遍佈于中原各地的「漢字」。

其中，「商字」乃域外異文，是由「商人」所植入之，並非所謂「華夏本文」，其自身與「漢字」之間的關聯如同眾所周知之漢字與契丹大字或契丹小字般，屬「假借」與「仿造」之統合，字體雖類似但其字意則完全不同，純屬截然不同之兩類認知與思維。簡言之，「商字」及其所屬「殷文」如同一九一二年之前的滿洲國文般，終於西元前一〇四六年。

與之相比，「漢字」及其所屬之「華文」成型於西元前一〇四六年後的一千二百六六年間，其思想核心與關鍵分別乃「唯我獨尊」及「問鼎天下」，而由此所延伸之思維邏輯則乃戰略被動早期之「自取夷滅」基礎之上的「化險為夷」，戰略被動中期之「赴險如夷」基礎之上的「以夷禦夷」，戰略被動晚期之「尊華攘夷」基礎之上的「九夷歸原」，戰略主動初期之「以夷制夷」基礎之上的「以夷伐夷」，戰略主動中期之「用夷變夏」基礎之上的「以夷攻夷」，戰略主動末期之「毀宗夷族」基礎之上的「蕩葉夷根」，戰略主被交替之「以夏變夷」基礎之上的「夷為平地」。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不站隊的力量，正悄悄改寫政黨的興衰 ｜ 更多文章 ）

依照孫蔣所遵循之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所創「華漢定義」，當今有目共睹之亳殷商字、契丹遼字、女真金字、唐古夏字、蒙古元字、滿洲清字均屬必須永久取而代之且徹底灰飛煙滅的「夷文狄字」或「胡文韃字」，進而解釋了「甲骨文」為何會突如其來地問世於一八九九年，而非更為遙遠的過去。正因如此，亳殷商字基礎之上「中」與「國」若並列意指「最高權力核心之所在地」，而非華文漢字所意之「萬國之決策核心」、「世界之中心國度」及「眾國之核心所在」。

例如，清廷漢官所慣用之「中」與「國」專指滿洲京師所在地之內城皇居（即八旗汗宮），更是特指最高權力核心之愛新覺羅家族塔木加（即汗印兼汗旗）所在地，而非關中華域或中原漢地之十八省所屬專稱。同樣，元廷漢官所指「中」與「國」僅意蒙古成吉思汗家族之拖雷兀魯斯繼承者佔據中原漢地兼關中華域期間其所屬汗帳所在地，即馬可·波羅所記載之「汗八裏」，而非所謂之「元帝都」、「元大都」、「元上都」或「元中都」。

若是用人體結構作對比，白話文基礎之上的「中國」等同於「人體」本身，而亳殷商字基礎之上的「中」與「國」則等同於「人腦」及「中樞神經」。究其原因，「中」與「國」字體本意既乃「內」和「邦」，又寓「主」和「池」，更指「都」和「域」，其內涵直至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才發生了根與質方面的全方位改變，即與近現代國家建構之「民族」概念相掛鈎且畫等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秦始皇侵據中原各國之前，無論是西屬關中還是東屬中原，其相關春秋百國均乃彼此獨立之文言文基礎上的「中國」，屬文思轉型之過渡期間（由殷文商字轉變至華文漢字）所獨有之短暫混合認知，乃特殊國與國之關係。

在此，國名既乃都名，又乃域名，更乃國民之自我稱謂，即互不隸屬之自我國別兼族文認同。綜上所述，細讀《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條文內容者均知，一九〇八年的孫中山早已不是一八九二年畢業于香港西醫書院的救死扶傷之人，而是既無醫德，也無人德，更無公德的種族滅絕之實踐者，其所提倡之理念核心雖與現實截相反，但卻跟「自古以來」之「天下為公」一脈相承，乃解讀「國共兩黨智庫論壇」之根源的關鍵，即始於西元前一〇四八年之「孟津會盟」且延續已有三千零七十四年的不間斷式「周而復始」之「以中立國」。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國際關係學者，經濟學碩士兼社會學博士，曾任上海環太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及武漢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本文為「世界面臨『反恐戰爭2.0』之新時代考驗與挑戰——捍衛『百花齊放』已刻不容緩且勢在必得」系列之一（完成於3月2日），原文為中文。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不站隊的力量，正悄悄改寫政黨的興衰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