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國小發生四年級學生持剪刀刺瞎同學左眼的慘劇，造成孩子永久失明的創痛。更令社會憤慨的是加害者家屬的態度，不但聲賠償三百萬不合理，更強調「在學校發生是學校失責」、「我不是加害者」。將教養責任外包給學校，並以法律保障少年為名推卸賠償與道歉的言論，正是我國校園安全與司法體系最諷刺的寫照。
就在這起事件引發關注之際，割頸案被害者家屬楊爸爸挺身而出，於本週舉行記者會。楊爸爸那句傾盡血淚的呼籲：「法律給予少年改過機會，但絕不能遺忘被害人權益」，無疑是對當前失衡天平的沉痛控訴。
楊爸爸的處境與台東受害男童家屬相似之處，在於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的保護傘下，被害者往往成了司法程序中的「隱形人」。加害者家屬得以理直氣壯地卸責推託，而被害者及其家屬卻連基本的知情權與參與權都付之闕如。
分析民間團體論述，司法體系必須在以下四點找回正義。首先，判決書明確應記載被害人意見採納理由，拒絕讓家屬的陳述淪為程序點綴。其次，在隱私平衡下，律師應有權得知少年心理鑑定結論，否則被害方在對抗教化可能性的法律辯護中，完全缺乏對等資訊。
再者，最讓受害者感到不安的，是加害者回歸社會後的威脅。楊爸爸主張，「少年假釋時應主動通知，並聽取被害家屬意見」。如果法律一味強調加害者的重生，卻讓受害者在毫無預警下於生活圈與加害者不期而遇，這無異於對受害家庭的二次處決，衍生長期恐慌。
刺眼案加害者家屬的卸責推諉，反映的是極為令人擔憂的社會心理：既然司法會給予少年機會、既然教育體系理應承擔一切，那麼家長責任便消失了。然而，若放空家庭教養，學校又缺乏管教實權，司法著重談教化而相對忽視補償與懲戒，我們保護的究竟是少數少年的未來，還是失能家庭的惡果？甚至犧牲多數無辜的師生？
誠如楊爸爸所言：「教育不該是社會問題的即時止痛藥，司法也不應是卸責者的防護傘」。請政府正視所有破碎家庭的呼喊，法律不應只是烏托邦式的教條文，它必須為那個在病床上無法睜開左眼的孩子，找回基本的公平與尊嚴。 （相關報導： 乾哥、乾妹逃死！新北國中生割頸案判刑定讞 死者父母悲吼：誰給我兒子機會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