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北緯37.56度。
從市中心向北，不到50公里，便是北緯38度線——南北韓停戰線。這不是象徵意義上的邊界，而是至今仍處於軍事對峙狀態的分界線。首爾是全球少數距離潛在戰區如此接近的首都。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安全壓力與地緣陰影之下，韓國完成了世界經濟史上最具戲劇性的轉型之一——漢江奇蹟。
一、1960年代：從世界邊緣出發
1960年的韓國，是典型的貧窮農業國家。
當年名義GDP約39至40億美元，人均GDP僅80美元左右，在全球排名處於邊緣位置。這樣的經濟規模，在今天幾乎難以想像。
更具對比性的是，當時北韓人均GDP估算約為南韓的1.5倍以上。原因並非制度優劣，而是歷史結構使然。日本殖民時期的重工業與礦產集中在北部，水力發電站也多設於北方。戰後，北韓又獲得蘇聯與中國的大量資源與技術援助。
反觀南韓，1950至1953年韓戰期間工業設施遭嚴重破壞，整個國家幾乎回到農業生產階段。1950年代的韓國，人均收入低於菲律賓與泰國，一度被視為無法自立的受援助型國家。
二、李承晚時期：依賴援助的經濟（1948–1960）
李承晚執政的十二年間，韓國處於重建與維持階段。經濟高度依賴美國援助。部分年份，美國援助佔韓國政府財政收入比例超過50%。1950年代年均經濟成長率約2%。
財閥制度雛形在此時期逐漸形成。部分大型家族企業在政府支持下壯大，但尚未形成國家主導的產業戰略。這是以穩定與生存為優先目標的時期，談不上結構性躍升。
三、朴正熙時期：國家主導的工業化（1961–1979）
1961年軍事政變後，朴正熙上台，韓國經濟發展邏輯發生根本轉變。第一步是金融控制。銀行體系由國家主導，資金配置不再完全依市場決定，而是由政府定向支持特定產業與企業。
財閥成為國家發展的執行工具。三星被引導發展化肥與電子產業，現代在鄭周永帶領下從營建擴展至重工與汽車製造。越戰期間韓國企業承包美軍工程，獲得美援資金，進一步支持產業擴張。
1962年起推動五年經濟建設計畫。1960至1979年間，韓國年均經濟成長率維持在8%至10%之間。出口額由1962年的5500萬美元暴增至1977年超過100億美元。
這種成長並非偶然，而是國家集中資源推動工業化的結果。朴正熙時期同時將大量資源投入教育與技術培養，為工業化奠定人力資本基礎。
四、全斗煥時期：高成長與結構壓力（1980–1988）
1980年，全斗煥上台。當年受第二次石油危機與國內政治動盪影響，經濟成長率出現負1.6%的負成長。
然而從1981年開始經濟迅速反彈。1983至1988年間，年均成長率約8%至12%。1986、1987年甚至突破12%。至1988年首爾奧運時，韓國GDP已接近2000億美元，成為亞洲重要工業國家。
這一階段延續了朴正熙奠定的產業基礎，並搭上全球景氣回溫與三低效應的順風車。
五、民主化、金融風暴與財閥重組（1987–2000）
1987年韓國民主化後，政治體制轉型，金融體系逐步自由化。財閥大舉跨足銀行、證券與保險業，以低成本資金大規模擴張。企業負債比率普遍高達200%至400%。在高速成長掩蓋下，結構性風險悄然累積。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累積的風險一次引爆。韓國GDP由1996年約6100億美元縮水至1997年約3800億美元，跌幅近40%。1997年實質成長率為負5.1%。超過50家大型財閥倒閉，包括大宇集團。韓國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約580億美元救助。
金融風暴之後，韓國進行結構重整。弱者退出，強者壯大。存活的核心財閥透過併購與資本整合進一步擴張。今日四大財閥——三星、現代汽車集團、SK集團與LG集團——合計營收規模約相當於韓國GDP的50%左右。KOSPI前50大公司中，多數屬於財閥體系。產業集中度成為韓國經濟的顯著特色。
六、奇蹟的代價
高度集中帶來效率，也帶來社會代價。
財閥主導的經濟結構壓縮了中小企業生存空間。高房價、激烈升學競爭與工作壓力，使韓國社會承受發展的另一種代價。教育大舉投入，一度佔國家預算五分之一，雖然打造了高素質勞動力，但也形成了極端競爭的社會氛圍。
1960年僅40億美元GDP的農業國家，在三十年間完成工業化躍升，並於2025年達到約1.86兆美元的經濟規模，位列全球第十二大經濟體。在距離停戰線數十公里的首都之下，韓國以經濟為國家生存的基礎，打造出一套由國家引導、財閥驅動、教育支撐的發展模式。
漢江奇蹟，不僅是一段經濟史，更是一場在地緣壓力下完成的國家戰略實驗。這個實驗既展現了集中資源快速發展的成效，也揭示了高度集中帶來的結構性風險與社會成本。 （相關報導： 超越日本、南韓！「億萬富翁最多的國家」排行榜出爐 台灣名列第10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