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台灣與北韓的軍事淵源─從李友邦與金元鳳說起

提到台灣與北韓的關係，由於雙方始終沒有建立過正式的邦交，所以始終停留在經貿層面上。台電公司曾經委託北韓處理核廢料的案件，最後因過度敏感而胎死腹中。雙方最密切的合作，可能還是發生在陳水扁與蔡英文執政時的幾起北韓採購台灣漁船案。

一般人可能很難想像到，其實台灣與北韓在軍事上還真的有些淵源。首先在1945年8月15日以前，台灣與朝鮮半島都是日本殖民地。來自台灣與北緯38度線以北的朝鮮人，都有在日軍裡服役的紀錄。當時台灣與朝鮮都是大日本帝國的一部份，自然有共同的軍事歷史。

其次則是有親日的台灣人與朝鮮人，理所當然就會有抗日的台灣人與朝鮮人。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與日本不宣而戰的中華民國同時被抗日的台灣人與朝鮮人視為最佳的流亡地點。所以雖然抗戰爆發以後的中央政府所在地重慶，都曾聚集過大量的台灣及朝鮮抗日義士。

更重要的是，這些台灣及朝鮮抗日義士，雖然前者的目的是尋求台灣「回歸祖國」，後者是追求朝鮮「民族獨立」，但是他們內部都存在著左右兩派之分。右派的抗日份子在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時，亦防範蘇聯對祖國中華民國或者大韓民國的赤化。

許多反共的台灣人與朝鮮人，會自稱是福建人或山東人報考軍校，直接加入國軍體系到前線殺敵報國。除了參加國軍之外，由金九領導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也是反共朝鮮人的另外一個選擇。一些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軍事人才，後來又以韓國光復軍的名義到戰場上與盟軍並肩作戰。

然而右翼的台籍與朝鮮籍抗日份子，因為各自為戰的關係，彼此之間的交集非常有限。參加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者，大多數戰後也定居南韓，與38度線以北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毫無淵源。就算他們許多人，戰後都被派到台灣擔任外交要職，但畢竟還是由南韓政府所派，與北韓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要討論台灣與北韓的軍事淵源，我們這裡可能還是要從左派的台籍及朝鮮籍抗日份子談起。而提到左派的台灣與朝鮮代表性人物，莫過於領導台灣義勇隊與朝鮮義勇隊的李友邦及金元鳳。而台灣義勇隊與朝鮮義勇隊都是隸屬於國民政府政治部的特殊單位，深受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影響。

反法西斯「國際縱隊」

在20年代國民黨實施「聯俄容共」政策的背景下，懷抱「反帝國主義」信仰的李友邦與金元鳳同時來到中國大陸，並成為陸軍軍官學校第2期與第4期的學生。受到軍校內中共或者左派教官的影響，他們逐漸相信馬克思主義是讓故鄉與祖國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思想武器。

為此他們在蔣中正下令「清黨」之後，都與國民政府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嫌隙。身為廖仲愷學生的李友邦，更一度因為思想左傾而被政府下令關押。金元鳳則跟著中國共產黨一起參加了「廣州暴動」，但是他最終還是因為朝鮮人的身份，得到了國民政府的網開一面。 （相關報導： 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更多文章 ）

因為此刻國民政府也注意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注意到遭受殖民統治的朝鮮人是中華民國未來的抗日盟友。所以即便是對於左派朝鮮人，國民黨也採取接納的態度。俗稱「藍衣社」的中華復興社領袖滕傑，甚至還一度吸收過金元鳳，讓他號召更多的朝鮮獨立志士報考陸軍官校洛陽分校。

伴隨著西安事變的爆發，還有日軍啟動全面侵華的野心，國民黨與共產黨暫時放下意識形態的嫌隙，共同抵抗侵略者。由陳誠將軍擔任主任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大量邀請中共黨員參與工作，以全方位動員國共兩黨的抗日力量。其中周恩來出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則擔任負責宣傳工作的第3廳廳長。

而在國共兩黨於國內層面上實現「合作」的同時，國際層面上蘇聯也成為了中華民國抵禦法西斯侵略的唯一盟友。30年代還有共產國際存在，且蘇聯與中共在宣傳上也是重國際主義，並且輕視民族主義的。扶助各殖民地弱小民族抵抗「帝國主義」強權，是當年蘇聯及中共宣傳上的主軸。

於是就如同在西班牙內戰爆發後，號召全球左派人士前往西班牙支援左派共和政府抵抗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蘇聯一樣，中共也號召亞洲所有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人士到中國參加抗戰。台灣人與朝鮮人就不提了，就連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都在郭沫若號召下加入了政治部第3廳。

相信來自台灣的不少人，都聽過1938年5月19日，由空軍第14隊隊長徐煥昇率領兩架馬丁（Martin）轟炸機飛往日本九州上空，灑下傳單的「人道遠征」事蹟。但是知道這些日文傳單是由鹿地亘撰寫的人，想必在長年「反共抗俄」的台灣就相當有限了。

既然日本反戰人士都參加了中共的工作，那麼朝鮮人金元鳳與獲釋出獄的李友邦，恢復與周恩來的聯繫就一點都不讓人意外了。所以在1938年的10月10日「雙十節」，金元鳳便以83名畢業自陸軍官校星子分校的朝鮮籍國軍軍官為主體，在政治部的編制下成立了朝鮮義勇隊。

受朝鮮義勇隊啟發的李友邦

隸屬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朝鮮義勇隊，雖然名義上是國民革命軍，實際上卻不從事作戰任務。他們由於精通漢語、日語與韓語的原因，主要工作是在戰場上協助國軍審問日軍戰俘。在必要的時候，也會派遣他們到前線對敵喊話，或者從事反日宣傳。

因為如本文一開始所述，日軍內部也有許多朝鮮籍官兵或軍伕，他們都是朝鮮義勇隊策反或者審訊的對象。而隨著更多朝鮮籍日本兵被策反，朝鮮義勇隊的隊伍也日益壯大，成為國民政府不可忽視的力量。既然朝鮮人都可以被有效投入到對日戰場上，那麼同為漢民族的台灣人又有何不可？

事實上，台灣義勇隊能夠順利成立的關鍵原因，就是來自於朝鮮義勇隊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事實上比起長年被視為「藩屬國」的朝鮮人，與大陸人同屬炎黃子孫的台灣人更加不受國民政府信任。他們不是被當成赤色份子，就是潛在的日本間諜看待。

所以自清黨以來，許多「抗日過激」的台籍抗日志士遭到國府警察逮捕，直接引渡回台灣交給日本人「管訓」。隨著中日關係日益緊張，越來越多在大陸的台灣人，包括在國府軍政機構服務的台灣人都遭到不同程度上被的威脅。如來自台中的首位台籍飛行員謝文達，就差點遭到「藍衣社」暗殺。 （相關報導： 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更多文章 ）

「藍衣社」願意協助左傾的朝鮮人金元鳳培訓幹部，卻暗殺已經在中華民國空軍服務的台灣人謝文達，這種差別待遇很難不讓為了抗日投效祖國的台籍志士心寒。本來滿懷抗日情操的謝文達，也只能躲到上海的日本租界尋求保護，最後甚至進入汪精衛政權的中華航空株式會社擔任理事。

等抗戰正式爆發以後，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更是下令將200餘名台灣人集中於崇安縣看管。鑒於當時參加國軍的台灣人，凡閩南人一律自稱福建人，客家人一律自稱廣東人，想要讓台灣人堂堂正正又有尊嚴的參加抗戰，李友邦認知到唯一的方法就是組織台灣義勇隊。

唯有獲得國民政府的承認，台灣人才有被視為中華民國國民看待的合法途徑。為此中國共產黨向李友邦伸出了援手，派遣黨員張一之進入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獨立革命黨擔任秘書，協助組建台灣義勇隊的相關事宜。張一之則以朝鮮義勇隊獲得政治部核准成立的案例，鼓勵李友邦依循相同經驗爭取政府支持。

活躍在中國戰場上的兄弟部隊

於是在1938年12月，也就是朝鮮義勇隊成立後的兩個月，李友邦就在張一之陪同下到桂林拜會金元鳳。兩個來自日本殖民地的左翼抗日領袖碰到一起，馬上就產生出「同志加兄弟」的火花。這是今天彼此有瑜亮情節，且互看不順眼的台灣人與韓國人所難以想像的。

受到1919年爭取民族獨立的「三一運動」影響，其實金元鳳早從一開始就認為朝鮮與台灣是「命運共同體」。如果朝鮮要擺脫日本的枷鎖，就不可能沒有台灣戰友的支持。所以早年他領導成立抗日團體朝鮮義烈團的時候，就把「台灣總督」列為他們七種可以狙殺的「七可殺」目標之一。

所以在與李友邦會面的當下，金元鳳就承諾全力支持台灣義勇隊，並把他介紹給在主管部隊政務的政治部第1廳工作，擔任朝鮮義勇隊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的周咸堂認識。透過周咸堂的引薦，李友邦又獲得政治部第1廳廳長賀衷寒接見，並當面承諾會撥交經費給台灣獨立革命黨成立台灣義勇隊。

不過在賀衷寒做出承諾之後，台灣義勇隊仍然在數個月之內沒有得到政治部的經費補助。急於讓被集中管理的台灣同胞重獲自由，李友邦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先於1939年1月成立台灣義勇隊籌備委員會。成立之初就號召60餘人參加的台灣義勇隊籌備委員會，就是靠來自朝鮮義勇隊的支持才得以維持運作。

由此可見，朝鮮義勇隊在台灣義勇隊成立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可以用舉足輕重來形容。所以當1939年2月20日台灣義勇隊在浙江省金華縣成立之際，金元鳳也出席了儀式。甚至李友邦在金華的辦公室與住所，都是來自於朝鮮義勇隊的贊助。

在金元鳳與李友邦號召下，來自日本、朝鮮以及台灣的國際主義者，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名為「日朝台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組織。他們在由顧祝同出任司令長官的第3戰區之下與中共新4軍積極配合，宣揚有利於共產國際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

為了讓未成年的台灣人子弟也參加抗日工作，李友邦還仿造朝鮮義勇隊的三一少年團，在台灣義勇隊的體制下另外成立台灣少年團。戰時參加台灣少年團的曾東昇先生，表示過去他們這些台灣孩童會在李友邦的要求下，寫信給三一少年團的團員，強化台灣與朝鮮抗日團體的關係。 （相關報導： 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更多文章 ）

金元鳳與李友邦表面上效忠蔣中正，可實際上他們對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信仰都不曾有過動搖。所以除了寫信给三一少年團聯絡感情外，曾東昇表示台灣少年團寫信的對象還包括了「史達林同志」與蘇聯的孩童。國民政府由於需要蘇聯的援助，尤其是空軍方面的援助，對此只能採取默許的態度。

自1937年8月20日國府與蘇聯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到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為止，中華民國與蘇聯處於外交關係上的「蜜月期」。蘇聯不只向中華民國空軍提供I-15與I-16等戰機，還派出志願飛行員直接投入與日軍的戰鬥。

這也是自北伐結束以來，中華民國政府最「國際主義」的一個年代。儘管國共之間不是沒有摩擦，但仍舊在抗日的這個大目標上盡棄前嫌，讓信奉社會主義的朝鮮義勇隊及台灣義勇隊得以找到活動空間。可這一切，隨著1941年「新4軍事件」的爆發，還有蘇聯從中國戰場上撤出顧問與飛行員開始出現變化。

重新「向右轉」的國民政府

可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政府，選擇與蘇聯、中共還有來自日本、朝鮮以及台灣的左翼人士合作，終究只是權宜之計。接受蘇聯援助，是在得不到其他歐美國家支持下的一個不得已選擇。所以當蘇聯鬆動了其反日立場，且中共又出現叛亂的跡象時，蔣中正會馬上中止這樣的夥伴關係。

所以從1941年春夏之交，也就是中條山戰役結束的那一刻開始，許多觀察到國共關係逐漸惡化的朝鮮左派人士，便紛紛離開國民政府治理的大後方，前往延安或者8路軍的「解放區」另尋出路。金元鳳的副手朴孝三，就率部進入中共在山西的根據地，成立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

恰好在蘇聯撤出中國之際，與日本關係急速惡化的美國成為了國民政府另外一個可以仰賴的目標。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仍希望國共合作牽制中國戰場上的100萬日軍，蔣中正沒有馬上向延安發起總攻擊。

不過既然最主要的盟友，已經由社會主義的蘇聯轉為自由主義的美國，委員長總算是能夠毫無後顧之憂的架空政府內左派國際主義者的權力。原本接受軍統局支持，身為左派代表人物的金元鳳地位因此一落千丈。得到中央調查統計局支持，做為右派代表人物的金九則日益獲得國民政府重視。

所以到了1942年5月，朝鮮義勇隊在蔣中正施加的政治壓力下被併入韓國光復軍。在被併入了由池青天擔任總司令的韓國光復軍之後，原本擔任朝鮮義勇隊隊長的金元鳳只能屈辱般的接受光復軍少將副總司令的職務。從此之後，他在韓國獨立運動中的地位形同虛設，不再具有任何影響力。

大批不願意進入韓國光復軍的義勇隊成員，則北上加入由朝鮮籍紅軍元老武亭與朴孝三領導的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此刻由於朝鮮義勇隊主體已經併入韓國光復軍，不再存在的原因，繼續用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的番號已不合時宜。於是在延安的要求下，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直接正名為朝鮮義勇軍。

自此之後，韓國光復軍與朝鮮義勇軍成為了分別附屬於重慶與延安，各自代表右派與左派的兩支韓國人武裝力量。以西安為總部的韓國光復軍，不僅派遣人員進入印緬戰場協助盟軍從事心理作戰，還由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提供訓練，派遣情報人員對滿洲國及朝鮮半島實施滲透。 （相關報導： 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更多文章 ）

傳承朝鮮義勇隊精神的朝鮮義勇軍，則完全超越了過往朝鮮義勇隊做為政治宣傳部隊的範疇，直接到戰場上與日軍、華北治安軍、山西剿共軍以及滿洲國軍硬碰硬交手。等到日本投降之後，與8路軍的關係達到「血濃於水」的朝鮮義勇軍，又繼續跟著中共一起搶占東北，在蘇聯紅軍支持下對抗國民政府。

被排擠的台灣義勇隊

相較於一半被併入韓國光復軍，另外一半到華北投靠中共的朝鮮義勇軍，台灣義勇隊自「新4軍事件」爆發後，就處於被政府冷落的狀態。尤其台灣義勇隊所活動的第3戰區，就是對新4軍進行圍剿的主力部隊，這複雜的政治情勢讓李友邦更顯尷尬。

然而如同與8路軍並肩作戰的朝鮮義勇軍一樣，台灣義勇隊也持續扮演新4軍「外圍部隊」的角色。前台灣少年團成員郭輔義表示，他們的單位曾經暗中救助，並醫治過被第3戰區部隊圍剿的新4軍傷兵。這個說法，後來也得到現居上海的前台灣少年團指導員黃中一的追認。

1942年10月，伴隨著金華在日軍發動的浙贛會戰中淪陷，台灣義勇總隊遷往福建省龍岩活動，並變更番號為台灣義勇總隊。考量到美國參加太平洋戰爭以後，日本被擊敗已經是時間上的問題，李友邦加緊訓練台灣義勇總隊與少年團的成員，好讓他們成為配合盟軍收復鄉土的先鋒部隊。

當時在少年團工作的曾東昇，就記得自己學習了許多關於兩岸歷史還有台灣地理的專業知識。他表示，李友邦是真的把他們視為未來接收台灣的青年政治幹部看待。可是根據郭輔義的回憶，他們的任務不只是代表政府收復台灣，而且還要讓共產主義的紅旗在寶島上飄揚。

原來少年團的管理模式，完全仿造8路軍與新4軍等共產黨軍隊。每天晚上指導員都會把大家召集起來開檢討大會，凡是被認為「政治覺悟性」不夠的人都要被批鬥。擔任李友邦秘書的共產黨員潘淑華，甚至還會毆打不聽話的台灣少年團團員。

為此郭輔義雖然相當推崇李友邦，但是在回憶這段過往的時候，還是忍不住抱怨台灣少年團裡面只有仇恨沒有愛，只有鬥爭沒有包容。可見在李友邦有意的縱容之下，他身旁的共產黨秘書們真的是有意把台灣義勇隊與少年團打造成如朝鮮義勇軍那般的「紅色隊伍」。

或許李友邦的親共態度已經為蔣委員長察覺，他的地位在重慶的台灣人抗日團體中日益邊緣化。如同金九被找來取代金元鳳一樣，翁俊明與謝東閔等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特別黨部的成員，也同樣被找來取代李友邦。從此刻開始，李友邦就失去了在國民政府體制內討論台灣未來的發言權。

尤其是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與邱吉爾確認台灣、澎湖將在戰後歸還中華民國之後，蔣中正更不容許李友邦這樣一位左傾人士染指寶島。所以由李友邦所提出，戰後直接成立台灣省政府，並由台灣人治理台灣的「自治方案」便遭到了政府的全面封殺。

取而代之的，是國民政府將延續過往日本對台灣的殖民體系，建立以外省人為骨幹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出任行政長官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將台灣人視為日本間諜看待，集中管理於崇安的福建省主席陳儀。這樣的決定，也為延續到今天的台灣省籍衝突埋下了伏筆。 （相關報導： 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更多文章 ）

殊途同歸的「抗日份子」

上面提到的朝鮮籍與台灣籍抗日份子，無論是左派的金元鳳、李友邦還是右派的金九、翁俊明及謝東閔，幾乎沒有人戰後得到善終。甚至在這五個抗日人士當中，還有人根本沒有那個運氣看到抗戰勝利。因為翁俊明在開羅會議召開前的1943年11月18日，就疑似因為酒精中毒而慘死於福建漳州。

    其他四人，雖然是撐到了日本投降，但是卻又都莫名其妙死於「自己人」之手。前面所提到的朝鮮義勇軍，接著又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國共內戰，累積到了豐富的戰爭經驗。隨後他們帶著這些與日軍、國軍的豐富經驗回到北韓，投效金日成的朝鮮人民軍。

    早年曾參加東北抗日聯軍的金日成，此刻為蘇聯紅軍遠東第88特別旅的大尉，也是史達林指定未來統治北韓的最佳人選。雖然金日成手下有批跟著自己從蘇聯回國的游擊隊骨幹，但是他們在東北與日軍發生大規模戰鬥的機會卻相當少見。

而朝鮮義勇軍的官兵，就算抗戰時打的是以游擊戰為主，後來內戰期間與國軍的戰鬥卻可是100%的正面交鋒。所以在接下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至少在韓戰結束以前，朝鮮人民軍的骨幹幾乎都脫胎自黃埔軍校畢業生，但是卻與國軍有過交鋒的朝鮮義勇軍。

這也是為什麼朝鮮人民軍的制服，在設計上多少還有些抗戰國軍制服影子的原因。畢竟他們本來就是從國軍的體系「變」出來的，哪怕是後來到華北加入8路軍，其實也還是廣義的國民革命軍。朝鮮人民軍與越南人民軍，其實都是當年中華民國政府領導抗戰，某種意義上給周邊國家留下來的「軍事遺產」。

台灣本土人士更加不能忘記，做為朝鮮義勇軍前身的朝鮮義勇隊還曾經是台灣義勇隊的「兄弟部隊」。只是在韓戰結束後，北韓的軍政大權完全落入了金日成手中。到了1958年11月，金元鳳這位真正意義上的朝鮮人民軍之父，被視為「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慘死於金日成發起的大整肅之中。

至於韓國光復軍之父金九，雖然因為反共的關係在戰後投效南韓，但是他因為立場過於「親中」，同樣不見容於佔領朝鮮半島南部的美國軍政廳（United States Army Military Government in Korea）。駐韓美軍扶植戰前流亡美國的李承晚出任總統，但是李承晚手中卻沒有效忠自己的部隊。

於是在美軍默許下，二戰時替日軍效力的前朝鮮籍日本兵還有滿洲國軍成為了戰後大韓民國國軍的主力。由金九帶回南韓的光復軍系統人馬，反而在國軍裡面連1/3都不到。最後金九更因為與李承晚總統走上對立，而於1949年6月26日慘遭右派少壯派軍官安斗熙殺害。

無論是朝鮮義勇隊還是韓國光復軍，他們的創始之父最終都因為與戰後掌權者的理念不合，最終慘死於「自己人」手中，下場可謂相當淒涼。雖然在李承晚1960年被驅趕下台之後，金九恢復了「韓國國父」的榮譽，但是大韓民國國軍的大權仍被掌握在白善燁、丁一權與朴正熙等戰前「親日派」手中。

金元鳳一手創建的朝鮮義勇隊，後來雖演變成了朝鮮人民軍的核心，但是「金元鳳」與他的別名「金若山」，在今天的朝鮮人民軍內部可能都是沒人聽過的名字。在他們的心中，只有三個「偉大領袖」或者「親愛的領袖」存在，他們就是金日成、金正日與金正恩。 （相關報導： 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更多文章 ）

李友邦亦難逃一死

至於金元鳳的台灣兄弟李友邦，戰後則一度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分團主任身份率領義勇軍及少年團返台發展組織。可實際上，為李友邦吸收進三青團的台灣抗日份子，絕大多數都是信奉共產主義的左派人士。他們在接下來爆發的「二二八事變」中，成為與國軍對抗的主力。

為此李友邦被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以「通匪」嫌疑逮捕關押，後來是因為其夫人嚴秀峰到南京向蔣經國求救才獲得釋放。留學蘇聯的蔣經國，深信要反共就必須要採用有共產黨背景的國民黨人。所以他不只釋放李友邦，還委任李友邦出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與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委員等要職。

蔣經國本來想重用李友邦在台灣人心中的影響力，讓他動員義勇隊與少年團成員在地方上遏止左派勢力。可沒想到潛伏於國防部內部的匪諜遭蔣經國的另外一位手下谷正文偵破，並調查出李友邦夫人嚴秀峰與為中共工作的地下黨人朱諶之有密切往來。

朱諶之早在抗戰時就結識李友邦夫婦，她因為替新4軍工作而居無定所，一度將女兒朱曉楓送到台灣少年團委託李友邦照顧。惜才的蔣經國本來想繼續保護李友邦，但是因為蔣中正的干預，他還是被以「匪諜」罪名判處死刑，並於1952年4月22日於台北馬場町被槍決。

五個人當中，最幸運的是台灣右派抗日志士的代表人物謝東閔，先是當上了台灣省主席，後來又成為蔣經國總統的副手。但是得到善終的他，也因為遭到台獨份子記恨，被王幸男以郵包炸彈奪去了左手。整體來看，他們都為自己年輕時的抗日理想付出代價，而且給他們造成傷害的清一色都是「自己人」。

這或許也是除了共同當日軍或者共同抗日之外，那個世代的台灣人與韓國人另外一個「同病相憐」之處。無論是對今天的中共還是北韓政權，筆者都沒有任何好話可言。不過朝鮮義勇隊與台灣義勇隊的歷史，卻也讓看似隔閡極大的北韓與台灣，找到了一段難得的軍事淵源，而且背後還有中共的介入。

未來想研究抗戰史、兩岸軍事發展史、國共關係、台韓關係甚至「台朝關係」的學者，都可以繼續深入瞭解李友邦與金元鳳的故事。雖然今天的中華民國國軍與朝鮮人民軍屬於廣義上的「敵人」，但若能瞭解雙方的一些歷史淵源，哪怕是未來與南韓軍方、學界交流，其實都受用無窮。 （相關報導： 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