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然無褲也要核論」…我們對這句話感憤慨，這句話中所包含的意義對全國人民極為不利，我們還認為，陳毅的話根本不通。中共要製造核彈，未必要犧牲人民的褲子，即使要減少一些褲子，也絕不至於全國人民都無褲子。如果真的如陳毅所云，「全國人民沒有褲子」，我們相信核彈絕對製造不出來。─1963年11月2日《明報》社評。
一九六二年五月，是《明報》最重要的轉折點。「五月逃亡潮」（或稱「五月人潮」）改變了這張報紙和金庸的命運。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大陸發生大饑荒，至少幾千萬農民餓死。廣東靠近香港，對於掙扎在飢餓線上的老百姓來說，偷渡來港自然成為他們的活路。一九五七年六、七月就發生過一次「大逃港」，最高峰時每月有幾千人偷渡，但與一九六二年相比，這個規模根本算不得什麼。這次「大逃港」到五月達到高潮，每天都有幾千人湧入香港，不僅有寶安的，還有東莞、惠陽、廣州乃至外省的。主政廣東的陶鑄一度下令把邊關的崗哨撤了，從五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二日，人潮湧動，紛紛湧入香港，最多的一天就有八千多人，到九月才全面收縮。保守估計逃出人數不少於二十萬人。
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的人口統計已超過三百一十三萬，交通、住房、醫療、飲水等方面壓力都相當大。突如其來的逃亡潮席捲香港，港督柏立基束手無策。「即捕即解」只是倉促應對之策，堵截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人流依然潮水般湧來，警察只能將他們堵在深圳河邊的梧桐山一帶。
報紙以報導新聞為天職，面對「逃亡潮」這樣全社會關心的大新聞，怎麼能保持沉默。在政治上堅持中立、竭力不左不右、不抱成見的《明報》，不想得罪任何一方，當人潮湧來，為顧全中共的面子，也不願多惹是非，一直沒有登載。只是五月八日，以「爺娘子弟哭相送 塵埃不見羅湖橋」為題，在頭條位置刊出五百多偷渡入境的難民被集體遣返大陸，送行親友臨風涕泣、哀聲動地的新聞。香港政府聲明，五月最初的十一天中因非法入境被捕的就有上萬人。
困在梧桐山一帶的難民越來越多，港英當局一籌莫展，良心的驅策，使他們不能再安於做一張娛樂性的報紙。「我們不能視若無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過得幾天，《明報》的採訪課整個沸騰了。記者們從邊境帶回來的眼淚，灑在編輯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們激動的表情和辛酸的言語，使每個人的良心不能平靜。港聞版的編輯不斷的問：『登不登這消息？』每個記者都在不滿：『這樣的大消息也不登？』」
金庸出身於《大公報》，深知左派對付異己的態度，內心顧慮多多，知道會得罪許多朋友。他想到不久的將來，左派會藉故進攻，什麼帽子都會送來，甚至以後一生的日子都很不平安。面對事實和良心的嚴重考驗，他的內心在掙扎，最後他還是下決心大篇幅的如實報導，發表成千成萬同胞的苦難。從五月十一日起，他幾乎派出所有記者，到第一線採訪，沙頭角、粉嶺、元朗、羅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到處都有《明報》記者的身影，他們了解難民的生活、心態，並拍攝了大量照片。這是《明報》創刊三年來首次大規模的採訪，也是第一次與幾家大報硬打硬拚、爭搶新聞。《明報》頭版連日都是有關「逃亡潮」的報導，大標題，大圖片。五月十三日，他發表〈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社評，指出這樣大的「逃亡潮」，是由於「連續三年來大陸上的災荒，糧食發生嚴重困難」，「逃亡潮」令香港當局很感頭痛，大陸當局想必也感到頭痛的，更感到痛苦的是偷渡入境而又被遣送回去的同胞，以及他們在香港的親友。這樣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誰都會感到束手無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