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是被中國人拿來當做中國早有「民主」的依據，包括台灣的兩蔣政權。但終究「民本」不等同「民主」。即使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和人民商量」視為決策納入「民意」的方法，但不論是協商或商量，聽了依舊官作主，那也是「假民本」，遑論民主。
說到底，21世紀的此刻，中國還必須視「聆聽人民意見」為進步，其實滿悲哀的；香港佔中迄今，情勢比預期難以掌握，誰都算不準唯北京之命是從的港府究竟會如何收場？當各界以「考驗北京的智慧」或「考驗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智慧」評論分析這個運動，究其實，但凡政治制度、社會發展，得繫於一人之智慧、一黨之智慧，更是悲哀。
台灣民主政治發展迄今，民選三任總統，政黨輪替兩次，的確未盡人意，一個總統小聰明絕頂就是沒智慧，一個總統連小聰明都沒有遑論智慧，憋了十多年也罵了十多年，罵他四年、八年、十六年，總會罵出個換人的局面，即使換出一任更笨，依例還是可以再罵他到倒，上街頭抗議領導人太笨，警察要驅離，還可以控告國家暴力。
相對的，享有「一國兩制」的香港，治港之港人還得北京以「愛國」為標尺才能成為「候選人」，在佔中撤離與不撤離之間，最大的考慮是「安全」，安全的顧慮有二：一是政治操作下的不明街頭暴力；二是對這個政權徹底的不信任感，沒有人能預測這個政權「萬一沒智慧」，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畫壇開派大師傅抱石，當年為熊式輝、陳果夫刻印、為蔣介石擬宣言，一九五０之後，又是搶得先機以毛詩入畫者，人民大會堂的《江山如此多嬌》就是他的作品，曠放的藝術家有此政治敏感，還能度過最黑暗的反右文革，但其家人親屬無一被整得七葷八素，逃都逃不掉。他曾在《毛澤東詩意畫冊》上刻一印石〈不及萬一〉，自謙其畫作不及毛澤東詩意之萬一，翰墨軒總編輯許禮平的詮釋最到位：「自謙『不及萬一』，潛意識是為了『萬一不及』，傅公的惶恐算是鏤諸於金石了。」
藝術家的惶恐，鏤刻在金石、留存在畫作的雙關情緒，擺在香港現況，看看這八、九天來各大學校長所呼籲所關切者，不過就是擔憂「萬一不及」四字，學生安危才是他們心目中最緊要的大事，校長們的潛意識無非是擔心「舊事」（八九民運）重演。一個政權，不論是歷經一甲子、或走過四分之一世紀，都還叫人擔心，該檢討的真是自陳「民主不是裝飾品」的政權和領導人。
一九七四年，毛澤東對來訪的英國首相希思說，香港回歸，祖國統一，看來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毛澤東指指陪同會見的鄧小平說，「這個問題交給年輕人去解決吧。」相對於毛澤東和蔣介石，鄧小平和蔣經國是年輕人。就在毛澤東見希思前一年，蔣經國在台北第一次會見明報負責人、知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金庸回憶見面時勸蔣經國別想著反攻大陸了，與其搞到全軍覆沒，不如好好建設台灣，金庸說，「蔣經國沒說好或不好，只說會考慮考慮。」八年後，金庸在北京會見鄧小平，金庸顯然肯定鄧的開放政策，也支持「一國兩制」做為過渡，因此成為基本法草擬過程中的重要人士之一。
重點是：當年的「年輕人」都已故去，而每個世代有每個世代的需求，政權若是不能與時俱進，又如何吸引後繼之年輕人呢？一國兩制，鄧小平允諾五十年不變；如今距離一半還早，到了習近平手裡，難道就行不通了嗎？魄力都從大膽來，鎮壓只需權力，（民主）開放真要魄力，面對歷史轉折的時刻，北京真得慎思體會其間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