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斌專欄:國民黨的前途在成為臺灣的保守黨

2016-01-31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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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淚敗選,國民黨能以保守黨定位重生嗎?(林俊耀攝)

含淚敗選,國民黨能以保守黨定位重生嗎?(林俊耀攝)

這次臺灣選舉民進黨大勝,國民黨慘敗。有輿論斷定,國民黨過去失去了大陸,現在又失去臺灣,已經喪失東山再起的可能,甚至已經喪失存在的必要,沒有前途。我不同意這種觀點。

以我對臺灣政治的觀察,認為,從某種角度看,民進黨的優勢深植於臺灣民眾對臺灣政治中陳腐朽爛部分的厭惡,深植於人性。因此,民進黨在臺灣政壇中的角色應該定位於改革。也就是說,民進黨其命唯新,政綱特點主要是「臺灣需要改變」,自身定位在於新,在於變。國民長期執政積累的弊端確實需要清除,需要改良。假使不改革,臺灣便將是死水一潭,便會腐爛,直到垮掉。非改革,臺灣不能新生,不能獲得進步。但是,臺灣,任何民主和非民主國家與社會,都不能只有改,只有新,只有變,那將給人們帶來不確定,帶來風險和恐懼,任何民主和非民主國家社會,都需要不變的、讓人們感覺安全穩妥的要素,沒有這些安定的要素,只有不斷地改變,社會國家便會陷於動盪不安,便無法長久存續,更別說發展。

臺灣的積弊確實需要改革,然而,臺灣自辛亥革命以來的某些優良傳統也需要保持,這個保持的使命,便當落在國民黨身上。

考察國民黨百餘年來的歷史會發現,這個黨今天的失敗,不僅與馬英九政府八年來執政的許多失策高度相關,其實也根源於其歷史。國民黨自成立以來的歷史,一直在左右間搖擺不定,自我角色定位不清。它先是革命黨,到共產黨要革它的命時,又成為反革命黨,或者說某種意義上的改良黨。孫中山先生將其黨的使命定位於實行憲政,敗退臺灣後,卻實施了幾十年的一黨專政,在事關政權存續的根本問題上拒絕改良。到蔣經國先生晚年,又再變為開放黨禁,與昔日鎮壓的在野黨輪流執政。其革命黨的傳統和專政黨的傳統都丟失殆盡,改革黨的旗幟又被民進黨奪了去。今天的國民黨,能說它是革命黨或反革命黨嗎?絕對不能這麼講,那麼是改革黨嗎?也不是。那麼,今天的,或未來的國民黨到底是個什麼黨?它應該以什麼樣的一種政治使命獲得新生?或者說,它在臺灣政治中,以及在未來的中國政治中,它到底應該扮演個什麼角色,才可繼續存在?

我認為,這個角色應該就是保守黨。當代以英美為主的成熟民主國家一般都有兩個大黨,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改革黨,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保守黨。正是這兩個大黨的存在,共同扼制住了革命黨,致其無法生存或即使萌芽卻無法發展壯大。當然,這並非說保守黨就完全拒絕改革,或者說改革黨就是永遠主張一切都要改變。而是指,改革黨的政綱強調改革的成份要多些,保守黨則更側重秩序,通常會努力使改革不至於改得失序。非成熟的民主國家通常則只有改革黨和革命黨,沒有保守黨,所以,這些民主國家經常動盪不定。

一說起保守,不知道臺灣人怎麼看,猜想應該與大陸人差不太多。民國以來的中文語境中,保守一直與抱殘守缺、冥頑不化等負面評價聯在一起。其實這是對保守的誤解。保守其實深植於人性之中,是每個人和全人類的共同需要。人類的基因是在變與不變中慢慢成為現在這樣的。唯其有所不變,人才能歷經數十百千代仍然是人,而未演變為其它某種動物;唯其有所改變,人類才能不斷進化,才會有今天的文明。

不變與變不僅深植於基因,同時也深植於每個人的靈魂。不確定永遠伴隨著風險,萬事全新,人便會茫然失措,憂慮生命安全失去保障,因此人希望免於恐懼,生活安穩,這正是對不變的要求。但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確定不移,則意味著天天重複,便會膩味,看不到新鮮、前途和希望,會感到煩惱和痛苦。安全感讓我們喜歡故鄉、親友故舊、熟悉的環境和對胃口的美味佳餚,好奇心則讓我們對未知事物懷有某種期待和喜愛。變與不變,都是人、社會和國家所需要的。

前青工會總會長侯佳齡出席草協舉辦「革新游擊計畫」記者會,由青年串聯針對國民黨提出改革訴求。(顏麟宇攝)
青年串聯,對國民黨提出改革訴求。(顏麟宇攝)

改革一說,在中國近現代的正當性應該是始於清末的改良,和改良失敗後的革命,然後是革命失敗後的鄧小平改革等反復折騰。但保守一說則應該有更深遠的歷史淵源。《史記》記載,秦始皇即皇帝位元時舉行過一次御前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淳于髡與李斯的爭論,即法先王還是法後王。淳於髡說「事不法古而能長久者,未之有也」,李斯和秦始皇則對此不以為然,認為秦始皇的功德已經遠勝先王,無須效法先王,應該以活著的皇帝的意志為決斷一切的準繩。結果,15年後秦朝滅亡。

古往今來的政治智慧有三個核心內容,一個也不可缺少。一是延續性原則,一是平衡性原則,一是即時性權宜。所謂延續性原則,是指自三皇五帝和希臘羅馬到如今,在全人類各社會和國家中都起支撐作用的長期有效的根本性原則,比如必須有政府,法律,交由國家壟斷使用的暴力,稅收,政治、社會分工和道德,等等。平衡性原則指的是支持某種特定類型國家、政體保持平衡的原則,過去稱為「長策」的多是平衡性原則,政體不變,這些原則就會起作用,一旦政體改變,原則也會隨著改變,比如「三納五常」之於中國的皇權帝制,就是平衡性原則。權力的分立與制衡、選舉和代議政治之於自由民主政體,同樣是平衡性原則,而非延續性原則,顯而易見,君主制和極權體制都不需要這些。即時性權宜則指政策、策略、措施、先例、領導方法與才能、政治手段、駕馭局勢能力等等。可以這麼說,《尚書》、《春秋》、《禮記》以及四書五經之所以重要,便在於它們闡釋了部分延續性原則和平衡性原則,而《易經》和歷代正史之所以受到推崇,則是因為它們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權宜性政治智慧。

臺灣需要改變,這種改變的責任主要由民進黨承擔;同樣,臺灣也需要保守,這種保守的責任則份當落在國民黨的頭上。自1911年來,中華民國百餘年的歷史,漸次承續、形成和積累起的延續性原則、平衡性原則和許多成功的政策與先例,不能放棄,必須保守。這份保守的職責,除了交付給創立中華民國的國民黨,還有誰更合適?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知名政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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