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國民黨的從政黨員可以從其出身，略分作幾大系統：文官體系中的行政官僚；靠近國民黨的知識青年，和由知青成長起來的從政學者；地方派系中人；以及黨機器裡成長起來的專職黨工。
在幾大系統中，行政官僚一系的凋零最早。隨著中央政府政權在2000年首次輪替，地方各縣市政權經歷多次輪替、或如南部早已由民進黨縣市首長長期執政，政府體系中的國民黨動員能力早已難滲透至基層公務員。黨內的協作機制，頂多只能停留在縣市首長和麾下的部分黨籍局、處、委、辦主官，時不時地與當地國民黨籍的縣、市議員、乃至村裡長進行政策協調，交換、整合地方性的共同目標這一層次而已。
而對於中、長期性的政治人才甄拔、補充，行政官僚體系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早已難以成為、也不適宜再繼續成為國民黨的人才庫。在黨職和政府公職系統間的年資轉換軌道被清楚分開之後，也極少有常任文官公務員願意僅以黨意為依歸，辭去公務員職務出任黨職，或為國民黨披掛參選。
而國民黨的知識青年培養系統從1990年代以降就大幅失血，到2000年失去政權以後，成建制成體系的黨組織漸次退出校園，黨部僅能用舉辦校園社團領導人活動、選戰營隊或教授自行吸納政見相近的學生等方法補充知青新血。然而，國民黨接觸了此類知青後，仍缺乏中長期、有規劃、普遍性的培養路徑。因此，來則即去者不在少數；轉投敵營、博取更大發展空間者更所在多有。馬英九即便從2005年當選黨主席後便仿共產黨於黨內設置青年團，團的組織缺乏中、下層建制，僅在頂層浮有空殼，組織人事和工作方向亦隨每年的總團長人選改選而代謝，任務目標的延續性，和黨內外對其的認同度至今仍頗受質疑。
至於地方派系則是國民黨遷台後，由於缺乏在地基層基礎、又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推開鄉鎮乃至於縣一級的行政首長和議會選舉，為此，國民黨必須和當地的傳統名望家族或士紳網絡連結，由其代表國民黨或輔助黨籍候選人在各地參選，鞏固基層政治基礎。於此同時，為避免單一派系坐大、壟斷一方，通常由黨組織一條鞭管轄的各地區黨部，又會將地方派系分而治之，由兩大或三大派系系統，依屆別輪流掌握當地政府、當地議會或當地農(漁)會、水利會、信用合作社等政經樞紐的主導權，並防堵「黨外」勢力的竄起。
然而，自1990年代以降、特別是2000年國民黨首度失去政權後，黨組織系統對派系的分化和控制掌握漸失槓桿，再加上國民黨組織人才培育乏力，乃至於越往台灣中南部的國民黨艱困選區、就越只能依賴地方派系在地方上代表國民黨出現在基層選舉中。地方派系所提名參選者，往往又淪於「近親繁殖」、純粹依靠某單一家族的二代乃至三代人物參政，不但對新選民缺乏吸引力，就連要鞏固既有支持者都日益艱困。 （相關報導： 國民黨主席補選，中央委員呼籲請郭台銘當黨魁 ｜ 更多文章 ）
特別是九零年代中後期以來，國民黨陸續丟失台南、高雄、嘉義縣等地的地方執政權，到陳水扁任期內，民進黨的穩固版圖更北上朝雲林等縣市推進。到馬英九於2005年首度擔任黨主席後，國民黨的地方執政版圖雖有一度反攻跡象，但旋即又在2009年和2014年的陸續丟失地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