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國民黨的從政黨員可以從其出身，略分作幾大系統：文官體系中的行政官僚；靠近國民黨的知識青年，和由知青成長起來的從政學者；地方派系中人；以及黨機器裡成長起來的專職黨工。
在幾大系統中，行政官僚一系的凋零最早。隨著中央政府政權在2000年首次輪替，地方各縣市政權經歷多次輪替、或如南部早已由民進黨縣市首長長期執政，政府體系中的國民黨動員能力早已難滲透至基層公務員。黨內的協作機制，頂多只能停留在縣市首長和麾下的部分黨籍局、處、委、辦主官，時不時地與當地國民黨籍的縣、市議員、乃至村裡長進行政策協調，交換、整合地方性的共同目標這一層次而已。
而對於中、長期性的政治人才甄拔、補充，行政官僚體系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早已難以成為、也不適宜再繼續成為國民黨的人才庫。在黨職和政府公職系統間的年資轉換軌道被清楚分開之後，也極少有常任文官公務員願意僅以黨意為依歸，辭去公務員職務出任黨職，或為國民黨披掛參選。
而國民黨的知識青年培養系統從1990年代以降就大幅失血，到2000年失去政權以後，成建制成體系的黨組織漸次退出校園，黨部僅能用舉辦校園社團領導人活動、選戰營隊或教授自行吸納政見相近的學生等方法補充知青新血。然而，國民黨接觸了此類知青後，仍缺乏中長期、有規劃、普遍性的培養路徑。因此，來則即去者不在少數；轉投敵營、博取更大發展空間者更所在多有。馬英九即便從2005年當選黨主席後便仿共產黨於黨內設置青年團，團的組織缺乏中、下層建制，僅在頂層浮有空殼，組織人事和工作方向亦隨每年的總團長人選改選而代謝，任務目標的延續性，和黨內外對其的認同度至今仍頗受質疑。
至於地方派系則是國民黨遷台後，由於缺乏在地基層基礎、又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推開鄉鎮乃至於縣一級的行政首長和議會選舉，為此，國民黨必須和當地的傳統名望家族或士紳網絡連結，由其代表國民黨或輔助黨籍候選人在各地參選，鞏固基層政治基礎。於此同時，為避免單一派系坐大、壟斷一方，通常由黨組織一條鞭管轄的各地區黨部，又會將地方派系分而治之，由兩大或三大派系系統，依屆別輪流掌握當地政府、當地議會或當地農(漁)會、水利會、信用合作社等政經樞紐的主導權，並防堵「黨外」勢力的竄起。
然而，自1990年代以降、特別是2000年國民黨首度失去政權後，黨組織系統對派系的分化和控制掌握漸失槓桿，再加上國民黨組織人才培育乏力，乃至於越往台灣中南部的國民黨艱困選區、就越只能依賴地方派系在地方上代表國民黨出現在基層選舉中。地方派系所提名參選者，往往又淪於「近親繁殖」、純粹依靠某單一家族的二代乃至三代人物參政，不但對新選民缺乏吸引力，就連要鞏固既有支持者都日益艱困。
特別是九零年代中後期以來，國民黨陸續丟失台南、高雄、嘉義縣等地的地方執政權，到陳水扁任期內，民進黨的穩固版圖更北上朝雲林等縣市推進。到馬英九於2005年首度擔任黨主席後，國民黨的地方執政版圖雖有一度反攻跡象，但旋即又在2009年和2014年的陸續丟失地盤。
特別是在2014年的地方大選中，連傳統上被視為「藍大於綠」的人口密集區─臺北市、台中市、桃園市都陷於民進黨之手，而在台南市和高雄市的國民黨得票率更被壓縮在兩、三成左右的懸殊比例。足見國民黨在地方層級選舉中一向倚重的地方派系逐漸失靈。當然，原本親國民黨的派系中人、地方社團組織，也有可能陸續被長期執政的民進黨地方政府，同樣以政經利益分配、收編。
再者，當今與1990年代、台灣社會剛剛解嚴的時空相較，如今即便是在非大都會區的鄉鎮地帶或鄉村地帶，越是年輕的選民，其依據傳媒、互聯網、報章雜誌自行決定的投票傾向的自主性也越高。國民黨傳統上依靠農會、漁會、同鄉會、青商會、宮廟信仰等社會團體，進行複合式選舉動員的效果不斷打折。而扈從在國民黨羽翼下的舊有地方政經頭人們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也常為所謂的「返鄉青」”，或當地具有改革意識的環保、社區營造、文化創意人士和外來移入的知識份子所疏離和抗拒。
而地方派系和國民黨黨組織之間的利益鏈結，大多強過於信仰或理念層次的交融，導致長期以來國民黨黨核心政治人物，對地方派系出身人物只願利用，不願重用，造成了在各級選舉中，出力跑腿「打天下」，和在台北廟堂上「坐天下」兩類人的扞格。馬英九執政八年以來，由地方政壇或立法院系統出身的政治人物，得以進入內閣各部會分享執政權力的派系中人屈指可數。而惟一扶持的地方派系二代樣版人物，又因貪腐案落馬，成為馬英九政府八年間極少數因貪腐問題而下臺的部級以上高官。
長此以往，地方派系和國民黨組織系統離心離德、貌合神離之勢，難免越演越烈。在2016年的大選中，由於落後幅度已大，地方派系為避免浪費實力、「棄戰」的傾向明顯，國民黨在全台凡由民進黨長期於地方執政之處的得票率，大多被壓制到三成以下；而新近丟失的臺北市、新竹縣市、桃園市等地的得票，也都不足四成。朱立倫自身仍擔任市長的全台人口第一大城新北市，也毫不給現任市長面子，國民黨的得票率僅有33%。
在2014年和2016年的兩場選舉後，民進黨挾中央、直轄縣市和省轄各縣市層層執政之優勢，以人事位置挖角、以行政資源利誘、以蒐集貪腐事證移交檢察機關相脅等手段，將仍願與國民黨合作的地方派系裂解分拆；或將這些派系，在地方政經資源的分配過程中進一步邊緣化，將是題中應有之義，毫不令人意外。此次，與國民黨合作的派系勢力代表人物，在立委選舉中落選大半，足可視為地方派系人物從中央政壇汲取資源、再灌輸分配至一己地盤的生存模式，日漸式微的開端。
特別是在民進黨掌握立法院後，最優先處理的法案之一，必將包括用法律手段清點、收繳或限制使用國民黨上千億元新台幣黨產的《政黨法》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如果國民黨長期以來用以應付選舉開支的龐大黨產，遭到民進黨新政權以法律手段處理、收繳、逼捐甚至追究其侵佔公有財產之責，再加上在許多縣市國民黨眼看短期內反攻無望、有勝算的接棒人才斷源，則還有多少地方派系願意繼續逆勢與國民黨結盟合作，頗堪玩味。
除了地方派系的動員能力已現頹勢，國民黨黨中央在過去十年間，亦不斷面臨國民黨組織究竟是要轉型為一台純粹的「選舉機器」，抑或是要繼續維持著作為一個「情義團體大家庭」這兩種路線間的兩難。
在馬英九和朱立倫的治下，移植自美國的「選舉機器」路線較占上風。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舊黨國時期黨中央各部門主管均需論資排輩、拾級而上的官僚化老齡化傳統，有助於更靈活地應對幻化快速的台灣民意。然而，正由於「選舉機器」路線下的擇人授官過於彈性，使得過去國民黨累積數十年才形成的黨中央權威感蕩然無存。
黨中央的要職，如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級部門正副主管的名器授予輕率，常由黨內資歷尚嫌淺薄的黨主席親信幕僚直接出任；甚至偶有非黨人士直接空降至黨內高層的例子。導致國民黨中央的名器價值迅速貶損。從2005年馬英九領黨以降，國民黨中央要調動地方、節制諸侯、震懾派系或揭櫫新路線、下達新政策的指揮成本均大為增加。
時至今日，在國民黨黨內民主日漸深化的情況下，誰能夠通過黨員直選爭到了黨主席的位置，誰就看似掌握了「國民黨路線」的定義權，無須再考量或消化其他黨內勢力的聲音。然而，也由於黨中央機器的整副攤子，在每次改選後，都由新的黨主席當選者「勝者全拿」。因此，黨中央的平臺，也更不易於凝聚非主席嫡系人馬對黨組織的向心力。尤其是在2008年以來馬英九有意識地「重政輕黨」或只准「以黨輔政」的安排下，國民黨中央和中常會等機構，政治份量江河日下；而在「後馬英九」時代，缺少了行政資源和官場人事任命權的籌碼，國民黨中央的威信更難以重建，恐將日漸淪為各路人馬摩拳擦掌，自以為一舉奪之便足以號令全黨的一面光桿令旗。
＊作者為在北京工作的台灣人，現任職於《財新周刊》，原刊於作者之財新博客，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