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在民進黨掌握立法院後，最優先處理的法案之一，必將包括用法律手段清點、收繳或限制使用國民黨上千億元新台幣黨產的《政黨法》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如果國民黨長期以來用以應付選舉開支的龐大黨產，遭到民進黨新政權以法律手段處理、收繳、逼捐甚至追究其侵佔公有財產之責，再加上在許多縣市國民黨眼看短期內反攻無望、有勝算的接棒人才斷源，則還有多少地方派系願意繼續逆勢與國民黨結盟合作，頗堪玩味。
除了地方派系的動員能力已現頹勢，國民黨黨中央在過去十年間，亦不斷面臨國民黨組織究竟是要轉型為一台純粹的「選舉機器」，抑或是要繼續維持著作為一個「情義團體大家庭」這兩種路線間的兩難。
在馬英九和朱立倫的治下，移植自美國的「選舉機器」路線較占上風。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舊黨國時期黨中央各部門主管均需論資排輩、拾級而上的官僚化老齡化傳統，有助於更靈活地應對幻化快速的台灣民意。然而，正由於「選舉機器」路線下的擇人授官過於彈性，使得過去國民黨累積數十年才形成的黨中央權威感蕩然無存。
黨中央的要職，如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級部門正副主管的名器授予輕率，常由黨內資歷尚嫌淺薄的黨主席親信幕僚直接出任；甚至偶有非黨人士直接空降至黨內高層的例子。導致國民黨中央的名器價值迅速貶損。從2005年馬英九領黨以降，國民黨中央要調動地方、節制諸侯、震懾派系或揭櫫新路線、下達新政策的指揮成本均大為增加。
時至今日，在國民黨黨內民主日漸深化的情況下，誰能夠通過黨員直選爭到了黨主席的位置，誰就看似掌握了「國民黨路線」的定義權，無須再考量或消化其他黨內勢力的聲音。然而，也由於黨中央機器的整副攤子，在每次改選後，都由新的黨主席當選者「勝者全拿」。因此，黨中央的平臺，也更不易於凝聚非主席嫡系人馬對黨組織的向心力。尤其是在2008年以來馬英九有意識地「重政輕黨」或只准「以黨輔政」的安排下，國民黨中央和中常會等機構，政治份量江河日下；而在「後馬英九」時代，缺少了行政資源和官場人事任命權的籌碼，國民黨中央的威信更難以重建，恐將日漸淪為各路人馬摩拳擦掌，自以為一舉奪之便足以號令全黨的一面光桿令旗。
＊作者為在北京工作的台灣人，現任職於《財新周刊》，原刊於作者之財新博客，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