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海立的導言寫得非常明確，「我很早就發現，在西方，夏志清教授是最先注意到端木蕻良的，並撰寫了〈端木蕻良的小說〉專論，於一九七四年在麻州舉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上宣讀。爾後，他在一九八○年元月法國召開的中國抗戰文學研討會上又宣讀了題為〈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的論文，這是在〈端木蕻良的小說〉一文的第二、第三部份的基礎上增補改寫而成的。」
夏公在上述這篇論文中指出，二十一歲的端木在一九三三年寫出的《科爾沁旗草原》是比同一年出版的主要小說，茅盾的《子夜》、老舍的《貓城記》、巴金的《家》更好的作品，「理由是它具有引人興趣的敘述、形式和技巧的革新、以及民族衰頹和更新的雙重視境」。但是，端木的成名作沒有幸運地在寫完之後就出版，而是要等到兵荒馬亂的一九三九年五月才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
出版的不順利卻完全地沒有阻止端木積極創作的腳步，三十年代的激情到了四十年代是更加成熟了。但是，正如孔海立所說，「端木蕻良這一時期的許多作品，不僅從來沒有被集中收編入冊，而且有的在市面上早已散失。如果切斷端木蕻良這一時期的作品，就無法了解端木蕻良的全貌，更無法了解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經過長期的研究，夏先生收集積累了不少鮮見的出版複印件（有一些連端木本人也未必保存）。」
於是，我們了解，更重要的便是端木的文學成就絕對不是可以用「左翼」或「右翼」來簡單、生硬地劃分和界定的。被四九年以後刻意的冷淡模糊了的文學世界在《大時代》裡清晰了起來。
弔詭的是，二十世紀末，我在風和日麗的愛琴海之濱閱讀這本書。這裡是詩人與藝術家的天堂，出版人殷切地期待著經由自己的手把優美的篇章印製成書籍送到讀者手中，任何的延誤、要求作者改寫或者直接地竄改作者原意都是不可想像的罪過。呼吸著雅典珍愛文學的溫暖空氣，讀著兩位我所熟悉的前輩夏公和端木叔文學世界的交集，內心波濤起伏，隱隱作痛。
寫到這裡，心情更加複雜。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端木叔曾經在他的文章〈螞蚱〉於聯副發表後寫信給我，對〈沈從文先生印象〉這篇習作頗為肯定，認為我用樸實無華的筆墨來刻畫這位不凡的作家，更能夠凸顯沈先生的精神面貌。這樣的評語讓我感動。同時，端木叔親筆題簽寄給了我一本書，是耀群姨編的《花‧石‧寶》，一九八六年六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關於這本書，端木先生說是「焚餘之書」，讓我心痛。在書中，收錄了端木先生一九三六年的文章，也就是他在報端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在送別魯迅先生的行列裡，年輕的端木因為風濕腿痛而拖著腳步。看到這裡，我便知道，這風濕之苦伴隨著他已經有很長很長的歲月了。而且在後來的歲月裡，在「帶病下放」的日子裡，不但沒能好好調養只是變本加厲罷了。在信中，端木叔提到焦菊隱先生，說焦先生曾經鼓動他寫劇本，他倒是有過這個心思。我的一顆心提了起來，馬上想到舒先生、清閣姨寫戲的千般苦楚。還好，文革前沒寫，文革中焦先生去世了，雖然後來北京人藝的導演們還是希望端木先生為他們寫劇本，他終究沒有寫，而且他也不怎麼看人藝的戲了，因為「不對味兒」。我這才完全地放下心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