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到夏公這封年卡之前，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耀群姨寫了信給我，同時寄來的還有一紙訃告。我是十月間在雅典得到端木叔叔（按：端木蕻良）去世的消息的，寄快信給耀群姨致哀，她這是寫回信給我，兩頁信紙，滿載悲傷。
端木先生的心很大，牽掛也很多，身後骨灰將「一部份送回故鄉，一部份撒在北京西山，一部份撒在香港他埋葬蕭紅一半骨灰的地方，一部份留在家中，以了卻端木叔叔對故鄉、對曹雪芹、對蕭紅、對家庭無限眷戀之情。」耀群姨在信中這樣告訴我。
在這樣的心境之中，耀群姨念念不忘要完成《曹雪芹》下卷。女兒鍾蕻一家住在雪梨，盼望著母親到澳洲休息一下再投身創作。耀群姨便計劃經過香港赴雪梨，「以便將叔叔一部份骨灰帶去香港撒在叔叔生前告訴我的地方。」如此盡心地完成端木先生所有的遺願。我不能不由衷地歎息了，耀群姨，您真偉大！端木叔叔，您好福氣！
關於夏公與孔海立合編的這本《大時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選》（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由台北立緒出版），她已經收到了立緒出版社自台北航空郵寄的一本，其他四十九本需海運，所以耀群姨問我能否從台灣找到一本，「還是可以一看的」。她這樣說，我心裡一震。
同時，她也很想寄書給我，「我想寄一本香港三聯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合出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端木蕻良》給你。香港出的是一九八八年直排繁體字，沒有蕭紅和叔叔的合照，但印得很好。北京出的是一九九五年橫排簡體字，有叔叔和蕭紅的合照，但印的紙張質量都不好。不知寄哪一本給你，請回信告之。叔叔的成名作《科爾沁旗草原》，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底就已經三校完了，紙型也做好了，就是不印，奈何……」虛點之中所包含的無奈、苦澀、心酸我完全感受得到。
馬上回信給耀群姨，報告我將赴台北的消息，「在台北買得到香港三聯的書，千萬不要麻煩寄書給我」。但是，這本由香港三聯出版的《端木蕻良》還是飛快地來到了雅典，扉頁上竟然是耀群姨的題簽，「韓秀存念 端木蕻良 鍾耀群贈 一九九六年十月」，這個日期正是端木叔叔往生的日子。耀群姨要我記住這個日子。看著這位倔強、堅韌的女子寫下的這幾行字，我心痛如絞。不由得又想到那紙訃告，裡面有這樣一段話，「一九六六年後被迫停止寫作，帶病下放。一九七七年以來，他不顧重病纏身，帶著強烈的使命感，以驚人的毅力，與夫人鍾耀群合力創作了《曹雪芹》上、中兩卷，同時發表了一批散文、詩歌、回憶錄等作品，創作量超過前二十年的十幾倍。」為什麼要長時期地刻意摧殘這位重病纏身才華橫溢的作家？一九六六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為什麼到了二十一世紀還不能給世人一個交代？為什麼文革歷史直到二十一世紀還是文學創作的禁區？所有的問題到了二○一五年仍然沒有解答。大陸作家也仍然沒有創作自由。新近在國際上獲得卡夫卡文學獎的閻連科還是中國大陸書寫最多「禁書」的小說家！我的悲憤無以言說。
耀群姨信中談到的那本《科爾沁旗草原》在一九九七年六月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納入【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叢書】系列出版發行了。耀群姨航空寄書到雅典，題簽，「韓秀存正 耀群姨 贈 一九九七年十月五日於北京 端木叔去世周年」。
那禎一九三八年端木先生與蕭紅的合照，耀群姨放在了一本書的封面與封底上。這本書的題目就叫做《端木與蕭紅》，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元月出版，耀群姨在同年三月寄給了我。這本印行了一萬餘冊的小書份量極重，以端木先生對蕭紅一往情深的細節描述釐清了多年來環繞著端木先生的許多不實之詞。大量的照片更是有力的佐證。無意之中，看到在呼蘭蕭紅故居的牆壁上有葛浩文教授的題字「懷念蕭紅」，落款日期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感覺非常親切。
一九九七年五月九日，耀群姨從北京寫信來，告知她趕寫《端木與蕭紅》的近況，第二天她將飛香港，然後再飛雪梨。信中，耀群姨寄了鍾蕻在雪梨的地址電話給我。信中又一次提到了這本《大時代》，「大陸沒有賣的」。她甚至想要在香港買書寄我。那時候，我已經在台北買到了《大時代》，懇請耀群姨千萬不要費心為我找這本書。九月八日，耀群姨從雪梨寫信來，談及香港行，寄了《端木與蕭紅》後記來，文章中有那張照片，耀群姨將端木叔叔的部分骨灰撒在香港 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 校園內。一九四二年，戰亂中，蕭紅在這裡病逝。因之端木先生將蕭紅部份骨灰埋葬在這個校園裡的一棵小樹下。半個多世紀的光陰悠悠而去，當年的小樹而今已然參天屹立，其中有一株傾頹了。耀群姨便將端木先生的部份骨灰撒在這株曾經開出鮮豔的花朵如今已然傾頹的大樹下，「讓他倆人間天上，生死長相伴」。在這封信裡，耀群姨第三次提到《大時代》這本書，在香港停留期間，她曾經託友人代為尋找，沒有找到。
這真是一本難以尋覓的書嗎？讓人好生納悶。
一九九七年十月五日，與《科爾沁旗草原》同時從北京寄我的還有一本《大地詩篇─端木蕻良作品評論集》，一九九七年二月由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正文中收錄了夏公的論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
這篇論文原本是一九八○年完成的英文著作，刊登於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resistance contre le Japon（Paris, Editions de La Fondation Singer- Polignac,1982 ）。杜國清先生的中譯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最初是刊登在台北《現代文學》復刊第二十一期（一九八三年九月），一九八七年六月收入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的《夏志清文學評論集》。
《大地詩篇》將這篇論文收入的時候，沒有刊出原作的出處，沒有刊出譯者的姓名，改了文章的題目，在論文結束之處加了一行說明，「譯文載《駐馬店師專學報》一九九二年第一─四期」，完全沒有說明譯文早已在《現代文學》刊出，並且已經收入《夏志清文學評論集》的事實。兩相比較之下，可以這樣說，這篇一九九二年發表於《駐馬店師專學報》的所謂「譯文」是將杜國清先生的譯文改寫而成的。不是一般的刪改，而是改寫。不但夏公行文之獨特風格蕩然無存，許多有力、深入、精采的文句消失不見，許多用於文學批評的術語則變做了大陸讀者司空見慣的政治話語。例如結束語，杜先生的譯文「……這部小說，儘管在文體上以及處理上不無缺點，至今仍是三十年代的一個作家，對中國的肯定／否定的視境之最具野心的具體表現。」在《大地詩篇》中則被改寫成，「儘管此書還存在著文體與手法上的種種不足，但它仍然是三○年代在反映中國進步與反動勢力決戰的歷史時期的作品中，氣魄最為宏大的一部優秀小說。」此類改寫比比皆是。
想來，夏公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本東西，否則，他一定會提起，而且一定會說「nonsense」！
好在，自從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起，享有閱讀自由的華文讀者已經擁有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的《夏志清文學評論集》，裡面收錄了杜先生這篇原刊《現代文學》的中規中矩的精采譯文。一九八七年三月，夏公為這本評論集寫序，序文中感謝了兩位譯者。關於杜先生，夏公介紹說，杜國清譯過波特萊爾的《惡之華》、艾略特的詩和詩評。讀者看到這樣的介紹自然肅而起敬。
事情還沒有完，《大地詩篇》尚有附錄：端木蕻良研究資料目錄（一九三六∼一九九五），以發表或出版年月為序。有關夏公的部份有這樣幾條，原文原標點照錄如下：
端木蕻良的小說／（美）夏志清／在波士頓現代中國文學會議上的發言稿一九七四年八月
端木蕻良創作補遺／（美）夏志清／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七五年十卷九期
端木蕻良／（美）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
《科爾沁旗草原》：作為評傳的研究／（美國）夏志清／一九八六年巴黎現代中國文學會上的發言稿
端木蕻良致夏志清／（美）夏志清／台灣《聯合報》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小說《科爾沁旗草原》─作者簡介與作品評述／（美）夏志清／《駐馬店師專學報》一九九二年一─四期
不必特別用功，讀者可以發現，對於夏公用英文寫成，由劉紹銘、李歐梵、莊信正、林耀福等諸位先生譯成中文，一九八五年由台北傳記文學出版新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語焉不詳，更沒有提到有關端木蕻良的章節在該書第十三章。
用功的讀者馬上可以發現，《大地詩篇》的編者刻意地迴避了台北聯合文學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這部《夏志清文學評論集》。這本重要的評論集不但收錄了〈端木蕻良創作補遺〉，而且收錄了〈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這篇一九八○年夏公以英文完成、一九八二年在巴黎刊出、一九八三年杜國清先生的中譯在台北刊出的長文。
聰明的讀者還可以發現，隔著大洋大洲的文學評論家夏志清與小說家端木蕻良並非素不相識，夏公早在一九八八年就發表了端木先生給他的信。從《大時代》夏公所寫的序文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正是在寫了〈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的英文論文之後，夏公寄了論文寫了信給端木先生。一九八一年二月七日，端木先生回覆了夏公五頁長信。而且，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夏公已經在北京與端木先生一家三口見到了面，相談甚歡，而且嘗到了端木家的胭脂紫米。因之，十多年後，一九九七年的《大地詩篇》在端木先生辭世後如此地刻意模糊基本史料實在費解。
現在我們跳回《大時代》，這本耀群姨在中國、在香港都「找不到的書」。夏公在給我的信裡說，《大時代》這本書，他的貢獻只是一篇序文。但是這篇序文卻讓我們看到夏公是怎樣地「上山下海」收集到許多端木已然散失的早期作品。與《大地詩篇》的混沌一片完全相反。史料獲得的過程、相關的人物、時間、地點都十分的翔實，一如夏公做學問的一貫風格。於是我們知道，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收藏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序文快要結束的時候，夏公這樣說，「孔海立在他的導言裡對本書所收集的作品作了最公允的評介，因之在這篇序文裡我主要敘述二十多年來我如何因研究端木蕻良而進一步搜集了他的作品，如何更進一步同端木建立了友誼，也同孔海立合作出版了一本端木的選集。」葛浩文先生也有短短的序言，「端木蕻良是一位有才氣、有個性的中國現代作家，但是長期以來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然而，只要細讀端木的作品，便不難發現他的天賦極高、知識廣博、語言雋永，其作品既有史詩般的氣勢，昂揚的宗教情感，又有田園詩的細膩和輓歌式的憂鬱。夏志清和孔海立二位對端木及其作品都做了深入地研究，他們合編的《大時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選》恰好為讀者打開了了解端木蕻良及其代表那個時代文學水平的大門。到目前為止，這是一部最為全面的、最具學術價值的『端木蕻良作品選』。」
嗚呼！用中國大陸讀者的話來說，這又是一個「出口轉內銷」的典型範例。
一位才華橫溢的中國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被百般欺凌，在漫長的歲月裡「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反而是一位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學者用心收集其作品，潛心做研究，發表意見，引發世界對這位中國作家的關注。用夏公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一輩子都在讓那些沒有被發現的作家「被發現、被重視、被尊重」。而《大時代》這本書正是夏公「重視」與「發現」的直接成果。因之，在端木先生長期生活過的地方，這本書反而不易尋找，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
孔海立的導言寫得非常明確，「我很早就發現，在西方，夏志清教授是最先注意到端木蕻良的，並撰寫了〈端木蕻良的小說〉專論，於一九七四年在麻州舉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上宣讀。爾後，他在一九八○年元月法國召開的中國抗戰文學研討會上又宣讀了題為〈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的論文，這是在〈端木蕻良的小說〉一文的第二、第三部份的基礎上增補改寫而成的。」
夏公在上述這篇論文中指出，二十一歲的端木在一九三三年寫出的《科爾沁旗草原》是比同一年出版的主要小說，茅盾的《子夜》、老舍的《貓城記》、巴金的《家》更好的作品，「理由是它具有引人興趣的敘述、形式和技巧的革新、以及民族衰頹和更新的雙重視境」。但是，端木的成名作沒有幸運地在寫完之後就出版，而是要等到兵荒馬亂的一九三九年五月才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
出版的不順利卻完全地沒有阻止端木積極創作的腳步，三十年代的激情到了四十年代是更加成熟了。但是，正如孔海立所說，「端木蕻良這一時期的許多作品，不僅從來沒有被集中收編入冊，而且有的在市面上早已散失。如果切斷端木蕻良這一時期的作品，就無法了解端木蕻良的全貌，更無法了解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經過長期的研究，夏先生收集積累了不少鮮見的出版複印件（有一些連端木本人也未必保存）。」
於是，我們了解，更重要的便是端木的文學成就絕對不是可以用「左翼」或「右翼」來簡單、生硬地劃分和界定的。被四九年以後刻意的冷淡模糊了的文學世界在《大時代》裡清晰了起來。
弔詭的是，二十世紀末，我在風和日麗的愛琴海之濱閱讀這本書。這裡是詩人與藝術家的天堂，出版人殷切地期待著經由自己的手把優美的篇章印製成書籍送到讀者手中，任何的延誤、要求作者改寫或者直接地竄改作者原意都是不可想像的罪過。呼吸著雅典珍愛文學的溫暖空氣，讀著兩位我所熟悉的前輩夏公和端木叔文學世界的交集，內心波濤起伏，隱隱作痛。
寫到這裡，心情更加複雜。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端木叔曾經在他的文章〈螞蚱〉於聯副發表後寫信給我，對〈沈從文先生印象〉這篇習作頗為肯定，認為我用樸實無華的筆墨來刻畫這位不凡的作家，更能夠凸顯沈先生的精神面貌。這樣的評語讓我感動。同時，端木叔親筆題簽寄給了我一本書，是耀群姨編的《花‧石‧寶》，一九八六年六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關於這本書，端木先生說是「焚餘之書」，讓我心痛。在書中，收錄了端木先生一九三六年的文章，也就是他在報端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在送別魯迅先生的行列裡，年輕的端木因為風濕腿痛而拖著腳步。看到這裡，我便知道，這風濕之苦伴隨著他已經有很長很長的歲月了。而且在後來的歲月裡，在「帶病下放」的日子裡，不但沒能好好調養只是變本加厲罷了。在信中，端木叔提到焦菊隱先生，說焦先生曾經鼓動他寫劇本，他倒是有過這個心思。我的一顆心提了起來，馬上想到舒先生、清閣姨寫戲的千般苦楚。還好，文革前沒寫，文革中焦先生去世了，雖然後來北京人藝的導演們還是希望端木先生為他們寫劇本，他終究沒有寫，而且他也不怎麼看人藝的戲了，因為「不對味兒」。我這才完全地放下心來。
七月二十七日收到聯副寄來給端木叔的稿費，轉寄稿費的同時回信給端木叔，對他的腿疾大為關切。收到回音。十月十九日，另外一份稿費到了，於是又轉寄北京。然後，我收到了他給我的最長的一封信，整整的四頁。「秀侄：你的十月十九日的信在二十五日收到。稿費匯票也收到。勿念。」這不但是讓我放心，而且準確地傳遞了「目前郵路暢通」的訊息。將近三十年前，偶爾，一周之內，華盛頓到北京的航空平信可以抵達。到了二○一五年，反而變成了不可能，一封寄往北京或者上海的航空信走上兩三個禮拜是尋常事。台灣那怕在遭到颱風襲擊的日子，郵路依然暢通快捷，顯示出完全不同的國情。因之，台灣的朋友們常常不能了解，何以大陸的「郵政」如此弔詭。
耀群姨的妹妹耀美、妹夫吳南山住在昆明。耀美在文革期間入獄七年半，雖然得到了「平反」，但精神上受創嚴重。吳南山先生腦出血病危，搶救了一百天，終未成功。耀群姨在這三、四個月裡不得不離開北京，到昆明安頓一切，直到把耀美也安置好，看她情形穩定，這才返家。在這麼長的日子裡，本來就需杵杖才能行動的端木叔就「更加拖拉」，真正苦不堪言。
耀群姨本來是昆明的話劇演員，主演過《大雷雨》、《陳圓圓》，還自編自演過《紅樓夢》。一九六○年他們結婚後，耀群姨便被派去山西「體驗生活」、寫劇本。端木叔則到首都鋼鐵廠寫廠史。兩夫妻一直聚少離多，兩人的那一點點積蓄幾乎全都花在了路上。一九七三年，端木叔病危，北京市文聯打電話到昆明，要耀群姨來北京「料理後事」。如此，兩夫妻才得以長相聚。那時候，耀群姨的身分是活塞廠的工人，沒法子在北京落戶口。一直到文革結束，她才正式調回北京，被分配到「文物局」，又過了很久，才調到作協，成為端木叔的助手。端木叔罹患腦血栓，導致偏癱，自己感覺腦子沒有以前那麼靈活。耀群姨全力配合，端木有力氣的時候就拼命寫，其他上下銜接之類的工作就像音樂的「過門」，由耀群姨執筆。如此，這一對患難夫妻才能鼓足勇氣，開始了《曹雪芹》的大工程。本來，疾病纏身的端木叔只敢計畫寫五十萬字。但是耀群姨的配合極為默契，而端木叔是絕對不懼書寫大場面的。於是這部大小說就有了相當的規模。端木叔這樣說，「耀群的合作是這部書的重要關節」。他詳詳細細告訴了我這許多，只是要我放心，現在，耀群姨再也不必東奔西跑，可以一直伴在端木叔身邊了。但我知道，那並不是容易的事情，耀群姨血壓高，也已經是半個病人。
在出版方面，也有許多的困惑，有朋友善意的出版建議，有盜印，有不負責任的尚未簽約就出版的各種情事，而且，在信裡常常南轅北轍地「說不通」，或者忽然地沒有了下文，令人苦惱。台灣方面，他真正有文字往來的只有一位瘂弦先生，於是希望我轉告瘂公，在境外出版方面給他一點有效的建議。看到這樣的書寫，我當然照辦。馬上將來信複印，寄往台北。
在信中，這位小說家對於大陸的文學批評提出了強烈的意見，「我本來主張多向思維的，我在三十年代就說過，最討厭紅頭火柴式的文藝批評家，就是討厭他們的單向思維，生拼硬湊，故意拖人進入泥塘……」。想來那些橫行霸道，只許自己放火不准別人點燈的「文藝批評家」們依然讓端木叔相當的氣惱。
在我們的通信中，關於《紅樓夢》這部書，端木叔提出了許多的看法，他也知道，我讀到了不少方家的論述，在很多觀點上，我贊成端木叔的多向思維。尤其是「《紅樓夢》就是要結束那種以聽覺為主的說部形式的傳統，開創了一種訴諸視覺的長篇小說。」「《紅樓夢》有意識地運用口語，在調遣語言時，能夠南北兼蓄並取，要語言為主題服務。」以及這部大書裡許多爭議不斷的細節，端木叔都根據他的理解提出相當有力的觀點。但是他更重視的便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長久以來，我就有個習慣，讀一部小說，總要闔起書來，看看這書的背後，是甚麼支使作者寫這部書，對《紅樓夢》也不例外。」而且，端木先生認為「坦誠、激憤、毫無保留才是曹雪芹寫《紅樓夢》的動機和經過。」事實上，這也是端木先生不顧病魔纏身奮力書寫《曹雪芹》的動機和經過。早已成形的觀點，在八十年代就談到過的觀點，到了九十年代，因為耀群姨會親手來編，才答允了上海書店，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出版了一冊《說不完的紅樓夢》，很謹慎地將自己的諸多觀點提了出來。端木叔在一九九四年六月從北京把這本書寄到高雄給我，距離他辭世只有兩年又四個月，那時節，《曹雪芹》正在進行中。
四頁信，寫了兩三天，才寫完。精力不夠，渾身痛，環境嘈雜。端木叔非常的無奈。
＊作者是一個四海為家的紐約人，在臺海兩岸度過漫長歲月。曾任教於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與約翰霍普金斯國際關係研究所。近三十餘年來以華文文學書寫為志業，出版長篇小說《多餘的人》、《亞果號的返航》、《團扇》；短篇小說集《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親戚》、《一個半小時》；散文集《雪落哈德遜河》、《文學的滋味》、《尋回失落的美感》、《風景》；書話《永遠的情人—46篇藏書札記》、《與書同在》；傳記《林布蘭特》等四十種。
本文選自作者最近出版的《尚未塵封的過往》（允晨文化）。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