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這份判決如何認定死因，就知道它的論證水準。在理由欄參，二之（三）之2，判決承認楊日松的證詞反覆，自相矛盾。但是，判決說：「惟就柯洪玉蘭頸部曾遭掐且柯洪玉蘭係窒息死亡之部分，則始終如一，且有上述客觀之鑑驗書所載之『頸部...，並有拇指大食指大掐壓出血痕』云云可供憑採，應認柯洪玉蘭之死因，係因遭掐壓及以繩子絞勒致窒息死亡至明。」
有問題的判決，常常在最心虛之處，用最強烈的語氣（「至明」、「至為灼然」）來掩護邏輯不通。如果證據充分、論證紮實，就不需要這些陳詞套句。這段論證可以簡化如下：
證人楊日松的證詞自相矛盾。
但是也有不矛盾之處：
鑑驗書也證明被害人脖子有被掐。
結論：被害人是被掐壓勒絞窒息而死。
然而以上三點無一能證明被害人「被掐死」、「被勒死」、或者「被壓死」；「掐壓勒絞窒息而死」的結論憑空而降，不是從他臚列的三點事實推論而來。結論甚且完全忽視第一點事實：同一個證人的證詞自相矛盾，其可信度自然下降。因為我們也可以引他在更五、更七的證詞說，死因不是勒絞；再引更十一的證詞說，死因也不是掐死；從而導出結論說被害人有被掐、但沒死，被勒絞、但也沒死。
如前所述，在被告們供出來的四個地點，什麼也沒找到，所以此案凶器與跡證都掛零。那麼這四個地點到底是不是「現場」，也值得懷疑。倒是記號E的那個地點，成果豐碩：除了屍體以外，還有一個塑膠袋，裡面有一把殺豬刀，一把長方形小刀，一個獸用注射針筒，一條男性賓漢內褲，以及一雙女鞋。女鞋經過柯洪玉蘭的女兒指認，是她媽媽的鞋；而塑膠袋距離屍體僅十七公尺。袋子裡的東西，隱隱指向另外一個人，叫做鄭新福。
鄭新福是殺豬的，他爸媽在頭份市場賣豬肉。他跟柯洪玉蘭的先生是同事，因此認識了柯洪玉蘭，也向她簽賭；他承認欠她賭資四萬元，而鄭新福的鄰居則向警方表示，柯洪玉蘭經常在鄭太太不在家時到訪，經常待兩、三個小時才離開。
袋子裡幾乎每樣東西，都可以連到鄭新福身上。那把殺豬刀上刻著「余承運」三個字，警方循線訪談，余承運說刀是他製造的，這一型號只做了兩百把，而鄭新福的父母曾三度向他買刀，只是無法確定是否就是這一型。賣長方形小刀的老闆說，鄭新福來過他店裡買東西。鄭新福曾與親戚合夥養豬，所以他有獸用注射針筒很合理；而鄭新福家裡找到的內褲也是賓漢，與塑膠袋裡的同尺寸。
柯洪玉蘭失蹤，是76年11月24號的事。鄭新福有一些奇怪的舉止。11月25號，鄭新福身中三刀送醫，起先說被搶劫，後來承認是自己欠債想不開，以尖刀自殘。他住了三天以後出院，隔天就搬家，並且在附近空地燒了一些東西。柯洪玉蘭的女兒與同事在那些殘骸裡，指認出屬於柯洪玉蘭的鋼夾、印泥與保險公司的書面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