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子就是邱和順等人做的。
二、他們避免聲音被辨認。
三、他們避免留下真實筆跡。
四、他們避免留下指紋。
五、所以無法確定是他們的聲音、筆跡、指紋。
六、所以案子就是邱和順他們做的。
有罪推定會形成循環論證。「被告有沒有犯案」是審判的待證事項，有罪推定把待證事項當作前提，先認定他們有犯罪，然後推論，結論是：確實是他們幹的。循環論證是無效的廢話：「因為A，所以A」。這種廢話換一個主角也會成立：「案子是胡關寶做的。他壓低聲音所以聲紋比對不出來，扭曲筆跡所以無法辨認，又避免留下指紋，所以案子就是胡關寶做的。」平常人說廢話，頂多遭人白眼；但是判決是一種司法行動，當判決說這種廢話，其效果是將人送上刑場。
不過邱案判決連「有罪推定」，也推定錯。歹徒如果預作防範，無非是寫紙條的時候戴手套；但是那樣的話，紙條上就會完全沒有指紋。紙條上有指紋，就表示判決假想錯誤。歹徒的手確實有接觸到勒贖紙條，而留下了指紋。鑑驗結果不是邱和順的，那就表示歹徒是別人。
要認定被告沒有犯案，判決就左一個「難」，右一個「難」。但是判決要將被告定罪的時候可面無「難」色：被告供詞不一致，就說在哪裡殺人只是細節，反正都說是青草湖邊就好；棄屍地點不一致，就說講崎頂海邊的才是可採的自白，講其他地方的都是不可採的自白；知道晚上十一點之後會退潮，就恣意認定棄屍時間是十一點以後；繩索粗細不符，就說證人看錯；證人一句「有油味」，就說與被告自白相符；找不到證據，就說被告狡猾機警，湮滅證據；自白不合邏輯，就說被告故佈疑陣；自白與事實不符，就說被告記錯了。
歹徒打了十幾通勒贖電話，其中只有一通能夠鑑定。經過聲紋比對，認為這通電話是余志祥打的。這是民國七十七年時做的鑑定，距離邱案定讞已經二十幾年；有許多事情當年不知道，現在知道了。今日的科學鑑識知識告訴我們，聲音不像DNA或者指紋那樣可靠，一個人無法隱瞞DNA或者改變指紋，但是聲音卻可以故意裝怪聲去改變。而且每個人的DNA與指紋是獨一無二的，可以用來判斷是或不是同一人；聲音卻不是獨一無二的，本來就無法用來斷定是或不是同一人。聲紋鑑定技術非常仰賴人為的主觀判讀，所以鑑定者的專業度非常重要，必須摒除自己的成見與偏誤。判決為鑑定人賴錫欽的專業背書，然而監委李復甸在陸正案的調查報告裡指出，根據法務部調查局的聲紋鑑定須知，至少要40個字以上才能做聲紋分析，而且音質要清晰；賴錫欽卻只依19個字「相似」，就判定打勒贖電話的是余志祥。這個聲紋鑑定的分析先天不足——電話錄音雜訊很多，素材很有限；又後天失調——分析結果只是19個字「相似」，為什麼可以驟下結論說打電話的人就是余志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