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二十幾年前的鑑定水準，不能滿足今天的司法需求。那麼再鑑定一次如何？
不行，錄音帶不見了。
不只錄音帶不見了，那時新竹地區曾經在古井裡發現一個十歲男童的屍體，檢察官未解剖、未調查，就讓警察草草掩埋，甚至沒有標記。當邱和順的辯護律師要求調查時，已經找不到埋屍之處。不只陸正案裡的錄音帶與不明男童屍體不見了，柯洪玉蘭案裡，在屍體附近發現的塑膠袋、裡面的殺豬刀、長方形小刀、獸用注射針筒、男性內褲與女鞋，也通通不見了。
有爭議的司法案件常常出現這樣的情形：只要辯方聲請調查一個證據，那個證據就應聲不見。好像辯方有一支魔杖，一指，證物庫裡就閃過一道光，然後那個東西就不見了。蘇建和案何嘗不是如此？辯方多少次要求調查兇刀，法院總是說刀不見了；等到二○○三年再審判無罪，檢方一輸，兇刀立刻就找到了。
政黨輪替會令前朝的秘密協議曝光，邱和順案也一樣，如果真想找到柯洪玉蘭案與陸正案的兇手，可能得判被告勝訴，證物才有重見天日的機會。
三、自白
柯洪玉蘭案與陸正案的有罪判決，不是建立在證據上，而是建立在自白上。這個也沒找到、那個也沒找到，那如何證明犯案？就用甲的自白去補強乙的自白，甲乙的自白又一起拿來補強丙的自白，也就是「三人成虎」的意思。邱案同案被告那麼多，成虎三隻有餘，可以組小虎隊了。判決十一萬多字，只見它在眾人的供詞裡鑽進鑽出，不然就是費盡唇舌解釋「為什麼沒有取得物證」。
邱和順等人被捕是一九八八年，比蘇建和案還早。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回憶他們當年如何被刑求，常令聽者毛骨悚然；邱和順案更勝一籌，因為有幾卷僅存的警詢錄音帶（之一；之二），在更十審的時候當庭勘驗，聽者遂有第一手的體會。我演講時播過幾次，總看到聽眾先是驚嚇、繼而神情凝重，往往直到演講結束，還是眉頭深鎖。那惡聲惡氣與拳拳到肉的毆打聲，明明白白的恐嚇，以及台北市刑大警員對於自己刑求成果的得意，完全脫離我們對於「警察」的認知。判決引用邱和順的自白：「問我筆錄的人很客氣。」光聽這一句我就笑了。判決以為這句話可以證明沒有刑求，很好笑。法官不必是包青天，但也不能像三歲小孩一樣天真好騙吧？
辦案的幾位警察：謝宜璋、張景明、張台雄、黃更生，後來被監察院彈劾，又面對司法追訴，成了被告。在台北地方法院84年訴字1262號的法庭，他們的辯詞是：「刑求乃警界沿襲已久必要之辦案手段。」哪！您聽聽。「刑求乃警界沿襲已久必要之辦案手段」，而客氣並非「警界沿襲已久必要之辦案手段」；那麼警察對付邱和順，會客氣、還是會刑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