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先生在世時，對一切與他有關的爭議和謾罵從不理會，也不辯駁。
我受他影響。我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不會因為別人的批評就變成他們所說的那種人。
但當爭議涉及事實真相，尤其是與個人聲譽有關的刻意污衊和抹黑時，做最基本的澄清是我的責任，也是讓被誤導者有瞭解真相的機會。
李怡先生前妻大女兒李小蕾女士透過網媒、實體雜誌、自媒體對我的指控洋洋灑灑，看似翔實有說服力，實則處處斷章取義、時序錯置、無中生有。是一場精心規劃的操作。
李女士不接受我與她父親的婚姻，這是今日事情發展至此的關鍵原因。為此，她也一直將我塑造成一個為財不擇手段的人。
她的誤解，我在律師信中都曾逐一詳細解說，但她或未詳閱或不相信。現在就以李怡先生的親筆文字截圖，以及雙方的往來信件，還原事實真相。
我僅擇幾項比較重要的指控作回應，由此可證李女士所言是否可信。其餘太過瑣碎的就不逐一回應。
一、李怡先生是為醫療目的和我結婚嗎？
李女士無論公開或私下，都一再指父親為醫療目的和我結婚，是我刻意誤導他「需有親人簽名才能動手術」。李怡先生因此要我以太太身份簽名，而他擔心我觸法，才決定結婚。
這問題其實李先生早和我談過。他說我們要結婚的事，不知怎麼跟女兒說，這正好是個順理成章的好理由。換言之，他是藉病情告知女兒欲結婚之事，也是為顧及女兒心情及感受。可惜女兒未能理解他背後的用心。
李怡先生曾給我兩段文字，在此簡要引述。很難相信如果他不是真心要結婚，會這麼寫。
2021年底心血管手術後，他就計劃到台北的加拿大代表處做單身宣誓（此為申請結婚要件），但因疫情受阻，耽擱了幾個月。2022年4月18日他給我訊息：
「我一生對於辦這些手續都抗拒。我跟太太結婚也沒有登記……直到1983年因為女兒出國和報稅需要才登記……不過這次是覺得需要的。畢竟很老，希望好好跟你過日子，和安排後事……你可以陪我去一趟加拿大代表處嗎？ 」
我們登記結婚後，我將家人的祝福轉給他看。沒想到他竟寫了一封不短的信要我轉達。他曾在九〇年代親赴台中探望我父母及家人，之後也有互動。因此信中除了提及「你們家是我在台灣最親的人」，還有一段：
「……二十多年過去了。而在香港的嚴冬到來的時候，今天我來與近思及眾『思』會合，可惜生命也到了『雨雪霏霏』的時候。不過世事難料，人生無常，英國詩人雪萊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所以，我和近思都期待和追求另一個春天！」
這些都不會是一個被我誤導欺騙、不得不結婚的人會寫的。
李女士說她和父親非常親近，那李先生為何沒坦然告知女兒想法？這當中出了什麼問題？可能才是李女士要去思考的問題。李先生過世半年後我在他平板發現一封女兒措辭強硬的信，強烈表達她絕不同意父親和我結婚，也永遠不會承認我。甚至明言若真的和我結婚，可能會有的後果。事後看來，她果真是用盡方法要否認這樁婚姻，進而否認我這個人。
二、我們登記結婚為何沒第一時間公開
我與先生於2022年6月17日依規定帶同所有文件，親自前往戶政事務所填寫結婚登記申請書。若申辦資料有所不實，現場必定無法完成結婚登記。我也不可能直接換發配偶欄有先生本名的身份證。
結婚當天，我與先生共進晚餐慶祝。他徵求我的同意，是否能等他回憶錄寫完再公開我們的婚訊。原來他打算在即將完成的回憶錄最後一章交代我們這四十年的經過。他說這是他人生最終不能不交代的一章。我欣然同意。這也是即使我們已結婚，對外暫時仍以同事或朋友相稱的原因。但李女士一再以此為由，試圖證明父親沒有和我結婚。
台灣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曾出過一份法律意見書，清楚寫明在審視所有文件後，我和李怡先生的婚姻符合台灣《民法》及《戶籍法》多項規定，為合法有效。
不知道不代表不存在。許多事李女士父親沒告訴她，或不想讓她知道。但她自信什麼都知道。對於不知道的，則拒絕承認是事實。問題是她和父親再親，也親不過和她父親天天在一起生活和談話的人。
三、李怡先生從未要任何人參與他回憶錄的撰寫、也沒有最後三篇嗎？
李女士在訪問中駁斥我為先生改回憶錄一事。她說：父親從來沒有要人為他潤筆。沒有這樣的事。他也不用別人為他改稿。
李先生來台後在我家進行兩週的COVID隔離，並開始寫回憶錄。剛開始我只提供他閱後意見，但後來他請我在發稿前幫他做編輯工作。「以後每一三五的前一晚傳到你郵址」，同時協助配圖。因此很長時間我的信箱中都是他的「明日稿」，我的編輯稿也都留存在平板中。
至於多家對回憶錄表達有興趣的出版社，他也是請對方直接和我洽談，甚至擬了一份由我作為他代理人的初稿。我的參與不容否認。
最後獲選出版的印刻知悉這情況，所以在原始版權頁將我位列責任編輯之前。但這引起李女士反彈。至今不清楚她是對排位還是對出現我的名字有意見。為了不讓回憶錄的出版在最後一刻遭到阻礙，出版社最終刪去所有人的名字，包括最重要的總編輯，僅留作者與發行人。
李女士也不認同父親有交代我寫回憶錄的最後三篇，表示他從不會預設要寫多少篇。但這是李先生第一次寫如此長及有編號的大部頭書，沒有「從不會」可供參考。回憶錄最後四分之一與香港有關，一路寫下去似乎停不下來。2022年9月14日，我問他香港是永遠寫不完的，有想過要寫幾篇嗎？他說香港第二天就寫完了，是第197篇。打算寫兩百篇，最後三篇寫台灣。他同時告訴我三篇的具體內容。
第197篇的篇名是〈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內容很明顯正如他說的，是在為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作結語。這是他親自寫的最後一篇。
是否還有最後三篇？他最後一次住院的9月22日下午給我LINE：「星期日早上十點半出院……我希望當天或星期一上午完成一篇貼出。」雖然最後他因發燒沒能出院，但證明他確實還有數篇未完成。
另一明證是他染疫住院後數天，2022年9月19日在臉書宣告「作者有病暫停數天，無大礙」。「暫停」即還有後續，意思再清楚不過。但仍有人昧於事實對外宣稱最後三篇是「子虛烏有」。子虛烏有的該是局外人的主觀認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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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生病那篇重點並非李女士質疑的隱私，而是他想談原本要代表周冠威導演上台，為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時代革命》領獎致詞，卻因病未能出席的遺憾，以及病後對人生的體悟。
回憶錄既是他的一生，不會只有開頭沒有結尾。他最後為一個在生命中有40年深切交集的人記下一章，是他對我也是對自己人生負責任的態度。這也是我們所熟悉的李怡先生。
總的來說，他最後一年半在台灣生活是事實，他不可能當它不存在。否則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了。他沒有說要我用口述方式幫他寫，而是要我用第三者的角度為他寫。因為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他這段時間在台灣的情況。
我是他的妻子，以相處的時間和互動的頻繁來看，李女士和我，誰會更瞭解李先生的想法？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
綜合以上，對於父親的寫作，李女士顯然並不清楚，但她卻在未經查證下對外發表錯誤的自信言論。她甚至曾在信中不客氣地貶低父親一生的寫作志業。那些看了令人痛心的內容，我無法在此公開。它們清楚反映了她何以只肯為父親設網站，卻不願依父親向我「交代後事」的為他出版實體全集。
四、貪財和「奪產」之人
這是李女士對我的核心指控之一，也是她極力對外營造的邱近思的形象。但奪產這個詞非常值得商榷。遺產受益人爭取獲得法律下他應得的遺產分配，這個叫奪產嗎？而且事實如何呢？
2023年12月29日，在冗長耗時的協商後，我提出了當時最後的建議。請李女士在兩個方案中擇一。
除了李先生應支付的費用（生前生活費及身後殯儀館等費用），我只希望能有他書的版權和一些貼身用品，其他金錢財產一毛錢都不要。
除了李先生應支付的費用，我要求台灣財產的1/6，其他除他的貼身物品外我全部放棄。你們的錢我是不可能要的。
這是身為合法配偶最卑微的要求。1/6是台灣法律給配偶最低保障的「特留分」。我希望即使無法取得他的著作權，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還是能為他做些事。但這二者擇一的提議都被拒絕了。
及至半年後我提的和解條件，第一點仍是：李先生台灣遺產撥700萬台幣作為出版實體全集之費用，由李女士主導於五年內出版500套、每套50本之《李怡全集》。著作權歸李女士。
之所以這樣提，因為李女士不願我代表她父親做任何事。雖然我知道全集只可能在台灣出版，我也是能為他把此事做得最好的人，但我選擇退讓，也放棄著作權。我只希望全集能成事。
李女士說我口口聲聲只在意著作權，但其實是為了錢。果真如此，在那次提出的方案中，我又怎會除著作權外，其他台、港、加三地遺產全都放棄？
最後，李女士說她後來曾提出台幣1000萬的和解條件，我嫌少所以沒接受。李女士是用自己對錢的態度去揣想別人嫌少吧！必須說，我若同意那1000萬的所有附加條件，那我就真的是貪財，甚至為錢出賣自己的原則和價值觀了。
她之要求於我的，正是抵觸她父親所追求的精神和思想，剝奪我的言論和寫作自由。此外不僅分階段給錢、限期答覆還有罰則，每遲兩天答覆扣100萬，剩300萬之後每遲一天扣50萬，直扣到零為止。我寧可一分錢都不拿，也不會接受這樣的屈辱和咄咄逼人的態度。這不是協商，是逼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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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李女士指控的盜領財產，之前已於記者會上說明過。結論是李先生的遺產至今仍全在他名下，並未短少。而這些我也都附上文件及存摺，透過律師清楚向李女士說明。但她仍大陣仗向媒體釋放片面盜領訊息。
尤其不能接受一再對外指我「死前三個月才結婚」是蓄意謀財。結婚並非一個人的事，再說有誰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走嗎？如果不是因為COVID驟逝，我們（包括李先生自己）一直認為他至少還有幾年，這話他也在通話中和李女士說過。
你如何看待別人，正反映了你自己的內心。心善之人看別人都是好人，反之亦然。小時父母常說，當你一個指頭指責別人時，有三個指頭指向自己。教導我們評斷他人需謹慎，尤忌刻意偏差和誤導。我和李先生數十年來不曾在金錢上有任何問題，總是互信互利，也因此從未料到需為諸多開支留單據，以在日後證明自己的「清白」。
五、是誰先發出第一封律師信及採取法律行動？
李女士說我是挑起台港加三地法律紛爭、也是最先在三地提告的人。事實上除了在台灣法律規定的最後期限前提請分割遺產，我並未在另兩地提告。請李女士提出證據。相反地，她反而是先在香港提告的人。
台灣：將近兩年前的2023年4月下旬，我收到此生第一封律師信。李女士在台灣聘請了律師。信中說要協商，但同時表示「惟若不幸協商破局，本人將正式於台灣及香港二地訴諸法律、提起訴訟」。但協商條件是她說了算。
香港：李女士也是最早在香港聘請律師的人，當時李先生告別式都尚未舉行。她受訪時說我在李先生剛過世約一個月後，就向香港法庭遞交「警告」。這名詞我們在協商過程中從未使用過，一直以來都是用「知會通知」。
李女士首次使用「警告」這個不正確的名詞，是刻意想向外界營造我的什麼形象嗎？今年3月中旬李女士率先在香港向我採取法律行動，這才是真的提告。
加拿大：為瞭解李女士何以能在未通知我的情況下處分完加國遺產（我放棄是一回事，按法律她仍必須通知所有繼承人），我在加拿大請律師為我查到了包括她並未向法院如實申報父親再婚、聲稱父親經常性居住在加拿大等，因此取得遺囑認證。但不久後因開始協商，加上其他諸多考量，我並未採取任何法律行動。
總括來說，近兩年李女士的尚方寶劍，正是以做假證方式在加拿大取得認證的遺囑。她在港台所有相關單位廣發律師函。從香港房屋協會……到台灣的出版社、連鎖書店、國際書展基金會，甚至國稅局。
這些僅是我已知的部分。收到信的單位不會知道她是以什麼方式取得遺囑認證，沒有人想惹麻煩，故全聽她的。我因此一路處於非常劣勢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如她所說的，有什麼能力去阻止回憶錄的出版或主張什麼。
台灣法律雖有針對配偶的「特留分」規定，但時效僅兩年。意即我必須在兩年內提出分割財產，否則視同放棄。我告訴律師，我只想處置遺產，並不想告任何人。但律師說李女士拒絕分，為保障自己權益只能提，而這就是民事訴訟。兩個多月後，李女士在台灣告我刑事侵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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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癥結與最後的話
李怡先生熱愛香港。他畢生對香港的關懷和奉獻，在他近70年的寫作生涯中處處可見。他是香港自由民主的守護者、年輕一代的偶像。關心和愛他的讀者都希望他身後能繼續在這個位置上發光發熱，延續他的思想、理念和影響力。但現在卻發生了讓大家都深感遺憾的事。
何以致之？靜下心來回想這兩年的紛擾，除了我和李女士雙方的了解和互信不足，還因為所處位置不同。李女士維護母親，無法接受我的出書破懷了父母長期以來的恩愛形象，也因此對我充滿敵意。
但如果不是因為李先生的託付，以及當初無法在他剛過世時寫成這篇文章，也就不會有後來的這本書了。這些我在書中都交代過。
其次，她覺得父親的遺產是在母親早年努力的基礎上建立的，我只是一個不相干的外人，因此不承認我和她父親的婚姻。
這些我都理解。但我也嘗試解釋她們母親的付出和貢獻，已在出售香港兩個物業後將大部分款項匯至加拿大了。李先生其他資產大部分是他最後十幾年身兼多份工作及出版32本書（其中多本為暢銷書）的累積。尤其他長年在《蘋果日報》工作，而黎智英一直對他非常禮遇。
最後，也是一直僵持不下的，是她表示我沒資格，也沒條件和她談著作權。她不同意為父親出版實體版全集。她不願意出版，也不讓我出版，即使這是她父親最後曾提及的心願。
為了證明父親沒有要出全集，李女士很費心的找出了2015年的一段影片，其中李先生談及對全集的看法。但人的看法總會改變。2019年前李先生也一直堅持不寫回憶錄，但後來他改變主意，並於2019年開始著手寫回憶錄。
但無論是何原因，上述這些都不至於、也不需要讓我們變成無法調解的敵人。我常說凡事想到父親，想到如何做對他最好，而不是一味針對我，那一切都可以化解。因為他是我們之間最大的公約數，而我們是他在這世上最愛的人。我希望我們能齊心為他做事，最後的結果是三贏（包括李先生）而非三輸。但真的很無奈。
最後，對於一切不了解我，也不明真相的人的批評，我只能說，李怡先生一生跌宕起伏，經歷風浪。他洞悉人性善惡且判事精準，怎可能與我相交40年卻看不清我的為人。最後甚至結為連理並寫明要向我交代後事？
質疑我的為人，就等於批評他識人不明。但是正如我一開始說的，我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不會因為別人的批評就變成他們所說的那種人。一樣米養百種人，我看淡所有對我的中傷和批評，人只須為自己而非別人活。
也因此，這是我最後一次對外針對此事發言。除非必要之後不再做任何回應。
而即使整件事已進入法律程序、即使我覺得機會不大，仍希望雙方能為了李怡先生而達成和解。那是唯一能讓他心安、對他傷害最小，也是我們表達對他最深切的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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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曾任香港亞洲周刊台灣特派員、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台灣版發行人、香港Star TV台灣區發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