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時，作者總有自己的策略，而《鳥歌》的策略很簡單：全面攻擊。我前一部小說使用旁敲側擊的手法，不按照時間順序敘事，因為我認為這樣才能清楚表達主題。我在《鳥歌》則反其道而行，因為我想盡可能將這本書寫好；為了故事的一致性，我選擇直言不諱，從不扭曲事實；且這本書提到的戰爭應該是英國軍事史上最聲名狼藉的一天。倒不是我認為所有小說都該這麼寫，只是我深信這本小說應當如此，畢竟它不是諷刺小說；我只在標題稍微屈服，讓文意更為含蓄［偶爾會有人問起，我也許該在此解釋一下，書名並不僅僅是為了象徵「新生命」或「新希望」；它承載了許多意義，但最重要的是暗示著自然界對人類的冷漠──在此的人類行為，如菲力普．羅斯（Philip Roth）所說，人類展露了最糟糕的那一面〕。
在開場的章節中，我在文句上費了一番功夫，以強調主角對社交與性的恐懼，並展現出當代社會的合宜禮節。儘管很少人會注意到這個題材，不過一些人偶爾會提到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但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他是英國人唯一認識的法國小說家。我想所有注重現實細節的作家，寫到情感強烈的故事時，多少都從福婁拜那兒學了一兩手；我還得感謝兩位偉大的法國作家：司湯達（Stendhal）與左拉（Émile Zola）。描述戰爭場面時，我設法運用不同的語法營造出不安感，例如減少形容詞、增加動詞數量；當情節進入當代後，我則以更短的篇幅、中性化的敘述，強調伊莉莎白認定自己的人生「不再那麼劇烈了」。
我寫《鳥歌》的過程（原本的副標是「血與肉」，中途被我剔除了）極其瘋狂，我能夠每天寫完一千五百字後，再搭地鐵到帝國戰爭博物館，埋首閱讀無數的館藏檔案，直到閱覽室關門。晚上，我會夢到自己身在戰壕，無人對我開槍、也無人下令我攻擊；戰壕只是純粹在那裡，猶如我就是在那裡生活。寫作時，我偶爾會被情緒淹沒，但在這種時刻，我又有個不變的原則：停筆。因為讓每頁文字填滿我的感受，並非是我的目的，而應要篩選出那些足以觸動讀者的細節。
儘管我已經十年沒有拾起這本書，我仍必須承認《鳥歌》是快筆完成的作品；因為某些章節的結尾鬆散（多半是刻意），也有些草率收筆之處，但我當下真的無法壓抑那股一氣呵成的衝動。完成這部小說時，我將它寄給了軍事史家馬丁．米德爾布魯克（MartinMiddlebrook），他在林肯郡（Lincolnshire）經營雞舍為生，但他的作品《索姆河戰役首日》（The First Day of the Battle of the Somme，暫譯）是我許多細節的借用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