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5年，習近平已經掌權13年，中國在國內外環境中面臨著全新的挑戰。伴隨著俄烏戰爭逐漸接近尾聲，地緣政治格局重新洗牌，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再次當選以及其可能對全球戰略的深遠影響，也為國際環境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同時，中國內部持續面對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壓力增加及地方債務惡化的多重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或許可以將2025年視為「後習近平時代」的開端——這並不僅僅是時間上的界定，而是一個政策方向及國際環境深刻調整的關鍵時期。習近平在其執政的前十多年中，通過強化個人權力，試圖推動「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但當內外因素的壓力持續加劇時，後習近平時代下兩岸關係，將有什麼核心變數與未來挑戰。
習近平自2012年上任中國國家主席，接掌中共政權黨、政、軍大權以來，以其高度集中的權力和明確的政治目標，推動了中國在國內與國際舞台上的重大轉變。
在《風傳媒》發表的《韋安觀點》多篇專欄中，多年來對習近平的政策與行動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結合習近平個人主觀意志、中國實質國力的增長變化以及中美關係的潛在變數，全面探討在習主觀意圖未變，但客觀情勢不斷調整的背景下，兩岸關係與國際局勢可能的演化軌跡。
一、權力集中的「習時代」：個人主義統治的興起
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正式開啟了他的「習時代」，全面鞏固了權力，並確立了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核心的治國理念。
筆者在當時即曾指出，這是一場針對中共政治架構的深度重塑，權力集中化和對個人崇拜的塑造成為主要特徵。
這種高度集中的領導模式為政策執行提供了穩定性，但也削弱了內部的監督與制衡，導致政策失誤的風險加劇。同時，習近平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推動反腐運動，試圖通過鞏固黨內紀律來穩固其權威。《韋安觀點》當時認為，這種「由上而下」的集權方式可能短期內增強領導效能，但長期可能削弱地方與基層的活力。
對於台灣而言，這種權力集中讓兩岸關係的對話空間進一步壓縮，習近平的對台政策變得更加主動且具壓迫性。
二、修憲與個人權力的制度化：歷史使命的追求
2018年，中共修改《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標誌著中國政治體制的一次根本性轉變，也為習近平的長期執政鋪平了道路。
筆者當時即認為，這一舉措並非僅僅為了解決個人地位的問題，而是反映了習近平對「民族復興」和「兩岸統一」等歷史使命的高度執念。他希望將個人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以制度化的方式延續其政策路線。
此外，修憲的背後也體現出習近平對台政策的長期設想。他將統一台灣視為「民族復興」的重要一環，並將其與中國國力的提升和中共的合法性綁定在一起。這使得統一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地緣政治議題，更成為習近平個人歷史定位的關鍵組成部分。
三、「兩岸統一夢」的壓力與戰略考量
到了2019年，習近平的對台政策進一步清晰化。他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上明確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並將兩岸統一納入「中國夢」和「民族復興」的目標體系中。
當時筆者指出，習近平的講話流露出強烈的時間壓力感。他希望在2028年前，即其第三個任期結束之前，以行動來實現「統一台灣」的目標，為其歷史定位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北京採取了多層次的對台策略，包括經濟滲透（如持續開放ECFA框架下的優惠措施）、外交孤立（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以及軍事威懾（不斷升級的軍機繞台行動）。然而，這些手段的結合雖然加大了對台壓力，卻未能實現預期的效果，反而激化了台灣內部的反感情緒，並促使台灣在國際上爭取更多支持。
當時研判，習近平的對台策略可能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台灣內部的民主韌性和外部的國際支持，二是中國內部經濟下行壓力帶來的資源掣肘。
四、內外壓力與戰略冒險的可能性？
到了2024年，習近平面臨更為複雜的局面。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壓力持續增大，房地產危機、地方債務問題和出口下滑等挑戰使內部穩定性受到威脅；另一方面，中美關係的全面競爭愈演愈烈，特別是科技與軍事領域的脫鉤進一步加劇了外部壓力。
這些挑戰成為習近平最緊迫的施政難題，穩定國內經濟與應對中美關係的博弈是其優先解決的問題。然而，，如果兩岸關係無法緩和，或者因意外事件（如外交危機或台灣內部政局變動）導致矛盾升級，習近平可能將台海問題作為轉移內部壓力的選項之一。
這種情況下，台海局勢的升溫甚至武力冒險行動（如進攻台灣）都可能成為現實。然而，習近平的「維穩」指導原則也讓他不得不權衡利弊。如果武力行動帶來的風險遠超可控範圍，則他可能選擇暫緩行動；但如果內部壓力無法緩解，外溢至台海的風險將急劇上升。這正是當前兩岸關係最大的變數之一。
後習近平時代：兩岸關係的未來變數
進入2025年，習近平已經掌權13年，中國在國內外環境中面臨著全新的挑戰。伴隨著俄烏戰爭逐漸接近尾聲，地緣政治格局重新洗牌，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再次當選以及其可能對全球戰略的深遠影響，也為國際環境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同時，中國內部持續面對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壓力增加及地方債務惡化的多重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或許可以將2025年視為「後習近平時代」的開端——這並不僅僅是時間上的界定，而是一個政策方向及國際環境深刻調整的關鍵時期。習近平在其執政的前十多年中，通過強化個人權力，試圖推動「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但當內外因素的壓力持續加劇時，後習近平時代下兩岸關係，將有什麼核心變數與未來挑戰。
1. 歷史使命與權力穩定的矛盾
在內部，經濟增長的放緩、地方債務的壓力以及社會不滿情緒的積聚，使得政策執行面臨更多掣肘；而在外部，中美競爭加劇和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進一步壓縮了習近平的政策選項。高度集中的決策模式使得政策調整的成本提高，而面對多變的國際環境，政策應對顯得力不從心。
行動風險的加大也是一個顯著挑戰，無論選擇強硬的對台策略還是推遲行動，都可能導致問題激化。強硬行動可能引發國際社會更大的反制，而拖延統一目標則可能被內部視為軟弱，進一步損害政權權威。
2. 中美關係的深遠影響
中美競爭已從經濟領域擴展至科技、軍事及地緣政治層面，直接影響中國內政與對台政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及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使北京在兩岸問題上的空間進一步壓縮。
對習近平而言，如何有效應對美國的制裁與技術封鎖，穩定中國經濟，已成為政權生存的首要問題。如果北京在對台行動中過於激進，可能觸發美國及其盟友的集體反制；但若採取保守態度，又可能被內部激進派視為軟弱。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對習近平構成雙重壓力，也進一步影響了兩岸互動的方向。
3. 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勢
未來的兩岸關係充滿不確定性，內部與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將決定局勢的走向。在中國內部，經濟增長的持續疲軟可能進一步削弱對台政策的資源支持，而台灣內部的民主韌性和國際支持將繼續牽制北京的壓力策略。
在國際層面，美國與其他盟友是否加大對台軍事與經濟支持，以及中國能否在國際舞台上緩解孤立局面，都將對局勢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北京選擇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短期內或許能帶來控制局勢的效果，但長期將面臨經濟與外交上的巨大代價。反之，若採取更緩和的方式，則可能被內部激進派視為妥協，對其政權的穩定構成威脅。
未來的兩岸關係將是一場多方力量的博弈，北京如何平衡內外壓力並調整策略，將對整個區域的穩定性產生深遠影響。台灣則需要鞏固內部團結、拓展國際支持，以應對來自北京的挑戰，進一步維持台海的相對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