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城案」發展至今，衍生了若干有趣的問題：其一，圖利罪該不該取消？其二，「偵查大公開」要怎麼處理？其三，如何杜絕「押人取供」？
首先，我們要斷念於台灣有「司法獨立」之可能，談以上問題才有意義。
台灣司法不可能獨立於政治，或意識形態，價值觀，畢竟它必須寄生於政治權力，受控於社會建構，真正的獨立，或寄希望於司法「自律」絕無可能。因此，我們只能期望「損害控管」，別妄想根絕病灶。
白話說，任何解藥都只能緩解疼痛，腫瘤不會消失。
圖利罪該不該取消？我認為不該，因為問題不在於圖利罪法條，而在於司法濫權。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真要入人於罪，沒有圖利罪，也還有其他罪，多得是濫權工具致人於死。少了圖利罪，開心的是貪官污吏與不肖商人。
至於「偵查大公開」與「押人取供」的問題，黃國昌提議在刑法中設立「司法不公罪」，這就有點意思，因為台灣檢察機關狀似不受節制，以及法官的過度自由心證，向來為人詬病，以刑法入罪，確有可能減緩社會疼痛。
然而，誰來監督司法權？我認為答案並不是立法權，不是監察權，更不是行政權，而必須是由法律自身來監督司法。
從歷史角度看，明朝東廠是怎麼來的？答案是為了監督錦衣衛而來，那西廠又是怎麼來的？答案是為了監督東廠而來。不斷疊床架屋的政府機構，並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沒有減緩疼痛，因為每一個新機構都存在根深蒂固的濫權文化。
「偵查大公開」與「押人取供」是嚴重侵害人權的惡行，看執政黨「眼色」選擇性揮刀更是惡劣，而這現象看似無人可管。那麼，有沒有現行法條限制呢？有的，例如前者，在社會壓力下，北檢不得不分他字案，以「洩密罪」調查自己。
問題是，自己辦自己，白痴才信你。
這意味著，不是法律自身限制司法濫權完全沒用，而是法條不夠完備，最起碼，「洩密罪」應明令其他司法單位調查北檢洩密。這便可藉由修法，並在「司法不公罪」中予以補強，嚇阻濫權。
至於「押人取供」，除了檢察機關，「共犯」還有法官。在同一條件下，做出相反的羈押判決，法官的自由心證好似無邊無際，愛怎麼判怎麼判。
羈押也有現行法令規範，不是全無限制，但顯然規範不夠嚴謹，後果不夠嚴重，致使法官與檢察官都不怕濫權之後果，因為沒有什麼值得警惕的後果。
對於羈押之條件，除了增加限制，還要用刑法制約司法人員。舉例，如若羈押偵辦後，仍無直接證據足以進入審判程序，或罪證不足以入人於罪，檢察官與裁定羈押之法官就要承擔入監風險，想毀他人之一生，就要拿自己的一生來賭。
日本司法案件的定罪率之所以高達99%，就是因為檢察機關之偵查幾近滴水不漏，證據不足不輕易起訴，一旦進入審判階段，法官自由心證的空間也就很小。換言之，司法人員辦案，本來就應設立高門檻，而不是妄想他們會自律。
進過法院的人都知道台灣司法有多劣質，進過看守所的人都知道環境有多惡劣，並不是說所有司法人員都是妖魔鬼怪，畢竟，有敗類就有善類，重點在於規範司法人員行為的法律是否足以威嚇敗類。
承前述，不會有完美的解藥斷除病根，解藥也有可能會有其他副作用，但當前司法不公的現象已惡質到人人自危，惡例罄竹難書，不能不下藥。
解決政治干預司法的問題，談何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能。因此，即便只想增加一些嚇阻力以保人權，都得搞焦土抗爭才會有進展，這不是光靠輿論說嘴形成社會氛圍就能推進的工作，而是得從國會，到街頭，校園，全面向針對司法問題死嗑現行體制，方能促成改變。
比起諸多重大弊案，如光電案，超思案，疫苗案，「京華城案」不過是非常小的案子，但台灣投入了極大量的社會資源關心一個小案，可笑又悲哀。
因此，柯黨將「黨檢一體」樹立為箭靶是正確作法，所有在野黨都應支持。重點不在「保柯」與否，柯文哲既不是曼德拉，也不是活菩薩，我們要的不是英雄神佛，要的也不多，一個講究基本人權的司法環境而已。
方法當然不是請客吃飯，紙上談兵，或高談民主，而是要處處烽火以凸顯問題的嚴重性。其中，不排除以圖利罪檢視中央部會，縣市首長乃至民意代表與特定媒體，該罷免罷免，該追究追究，以公平原則做一次大清算。
「司法不公罪」就應該長這樣。 （相關報導： 方天賜觀點：印度調整對中國的經貿政策─從「中國加1」到「中國加 I」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自由撰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