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做新聞真的很孤獨！」《經濟學人》特派記者告別中國，後繼者到職恐遙遙無期

隨著中國對外國媒體的態度近年日趨嚴厲，越來越多的西方特派員選擇離開這個曾經充滿機遇的新聞採訪地點。《經濟學人》北京分社局長大衛·雷尼在其告別專欄中感慨道：「在中國，採訪已成為一項令人震驚的孤獨事業。」

53歲的雷尼（David Rennie）有個中文名字「任大偉」，他在2018年5月來到北京後，在《經濟學人》發表了220篇名為「茶館」（Chaguan）的專欄文章。作爲英國海外情報局（MI6）前局長之子，他早在1998至2002年的江澤民時代就以英國《每日電訊報》特派員的身份派駐北京，也是西方知名的中國通。

任大偉去年因為在中國採訪方面的卓越貢獻，獲得美國亞洲協會頒發的奧斯本·艾略特獎（Osborn Elliott Prize）。他在2018年9月的第一篇「茶館」專欄中，任大偉寫道：「茶館不只是買酒的地方，它們更代表一種珍貴的東西：一個公共但不受國家控制的空間，公民可以說話、傾聽、感動、找工作、做交易或尋求慰藉，或只是閒晃一會兒。」

「儘管政府如今有所控制，但這種精神仍可在網上或「打工經濟」中找到。當公民團體伸張不公，就能看到這種精神，他們對官員表現出既不信任又信任的複雜心態，他們尋求官員的幫助，同時又懷疑官員的能力。」任大偉將他的「茶館」專欄定為成「報導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並且自認是茶館裡的「茶博士」（中國對茶館服務員的別稱，也是唐德宗對陸羽的尊稱），要為造訪茶館的讀者耐心服務。

「茶博士」最後看到些什麼

他在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專欄中指出：「中國將所有外國的批評都視為攻擊。」更令人擔憂的是，接替他的繼任者至今仍未獲得簽證，導致廣受歡迎的「茶館」專欄必須暫停連載。直到另一名《經濟學人》的記者能像他一樣獲得簽證，在擁擠的臥舖火車與北京的權力大廳直接進行採訪。

任大偉在這篇告別中國的專欄中寫道：「自從本專欄於2018年9月推出以來，『世界該欽佩還是畏懼中國的治理模式』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緊迫，因為習近平宣布中國「是時候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了。

任大偉說，在派駐北京的六年半時間裡，他目睹了中美關係已告崩潰，全球則被分裂成相互對立的陣營，即使其他國家堅稱無意選邊站也無濟於事。任大偉認為美中關係的對立令人憂心，而雙方都有自己合理的邏輯：

在美國看來，習近平的言行舉止都透露出一種野心，中國想要重塑世界秩序，挑戰或重新定義任何可能遏制其崛起的規範和規則；對中國而言，他們也完全有理由對華府兩黨達成的新共識感到恐懼，因為美國政界正試圖延緩或阻止中國可能危及美國國安的任何領域取得進步—「直截了當地說，中國和美國是兩個野心互不相容的大國。」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微軟Copilot+PC出現致命傷：與熱門遊戲不相容，而且短期內無解 ｜ 更多文章 ）

不過任大偉也引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的最新全球民調：在富裕國家中，只有新加坡的多數成年人認可中國；但在中低收入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東南亞國家，人們對中國的看法則要正面得多。來自全球南方的大使們認為，中國從極度貧窮中崛起是一種激勵，他們感謝中國提供了新的市場、投資和基礎設施，而沒有西方列強慣有的「殖民式說教」。

當聽到歐美指責中國鐵腕對待少數民族、或者譴責中國在烏克蘭戰爭幫助俄羅斯時，全球南方的部分國家就會感到不耐煩，來自拉丁美洲和中東國家的大使們會問：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侵犯人權該怎麼說？美國在加薩走廊武裝以色列又是怎麼回事？任大偉指出，這些質問的背後，是中國隨時準備好運用的怨恨情緒。任大偉還說，新冠疫情期間一名中國高層官員對他說：西方國家談論普世價值，就像殖民時代的傳教士告訴其他國家「該向哪個神祈禱」沒兩樣。

茶館打烊：人走茶涼？

遺憾的是，即便是像任大偉這樣的資深中國通，如今也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國。任大偉說，在中國進行報導的孤獨令人震驚。因為有太多的外媒記者（尤其美國媒體）被當局驅逐或者因為騷擾而被迫離開，而後繼人選又很難獲得新的簽證。川普政府當年驅逐數十名中國記者，則給了北京官員報復的絕佳藉口。

任大偉指出，光是在「茶館」專欄連載期間，《紐約時報》在中國的特派記者人數就從6年前的10人銳減至2人、《華爾街日報》從15人縮減至3人、《華盛頓郵報》更是從原來的2人降至完全沒有特派記者。《朝鮮日報》則指出，韓國媒體的北京特派員數量，也在兩年內從40多人減少到30多人。

今年4月，中國外媒記者俱樂部的一項調查顯示，71%的受訪記者懷疑自己的手機遭到中國駭客攻擊；81%的人表示在採訪過程中曾遭遇中國當局的干涉和騷擾。去年7月實施的《反間諜法》修訂，更是加劇了外國記者的困境，該法案將間諜行為的定義擴大到「提供與國家安全、利益相關的資料」等，即使未經證實，也可能面臨高達5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不僅是記者，外國學者和顧問在中國的處境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在中國大學攻讀博士或從事研究的外國人被要求研究「自己的國家」而非中國內部問題。香港自2019年以來，外國學生註冊人數下降了13%。諸如貝恩諮詢公司、明茨集團等美國諮詢企業遭到中國政府的高強度調查，美國蓋洛普公司更是在30年後決定撤離中國。

中國為何不能容忍批評？

任大偉認為，中國人對外國批評的憤怒，源自於合法性的爭論。在政治學家看來，中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的一路高歌猛進，中國的現代化也確實值得炫耀：中國變得更加富裕，新鋪設的公路縮短了城鄉差距，城市面貌更是煥然一新。如果問中年人他們的生活是否比父輩好，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是」。

然而隨著經濟放緩，中國民眾的情緒也變得低落。中共也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執政主張，宣稱中國還有第二項奇蹟—穩定。中國官員宣稱美國民主已是一場「災難」，指責西方政客只有在選舉時才會聽取選民的意見，中國則是採取「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的技術官僚孜孜不倦地研究如何解決多數人（而非少數人）的需求。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微軟Copilot+PC出現致命傷：與熱門遊戲不相容，而且短期內無解 ｜ 更多文章 ）

但任大偉清楚指出「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充其量只是由「迷戀秩序的政黨所定義的、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出發點的國家」。任大偉在新冠疫情早期前往河南，他所搭乘的計程車經過被簡單路障阻擋的村莊，村口還有戴著紅袖章的老人把守。被問及「你們是否支持這些嚴格措施」時，村民們很不高興的說：「中國人會把共同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他們真的很聽政府的話，跟你們西方不一樣！」後來封城時數以億計因為政策待在家裡的中國民眾，也證實了他的說法。

任大偉說，雖然嚴格封控確實帶給大多數中國人安全感，但隨著新的變種新冠傳入中國，封城措施讓越來越多人被關在家中，連上海的2400萬民眾也不例外。疲憊不堪的中國人在2022年底終於爆發抗爭，中共對病毒的嚴格控制也驟然崩潰。不過中共還是不讓人民批評黨，任大偉說，如果有中國公民質疑黨的治理模式，這些人就會被宣布是「叛徒」，至於所有外國的批評意見則都是一種「攻擊」。

任大偉指出，這種「中國版本的功利主義」並沒有為站錯邊的少數人提供任何保障，更糟糕的是，這條多數人與少數人的模糊界線，還會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移動。那些質疑過中共統治的民眾，這幾年都成了任大偉所關切的報導對象，包括「被實施」絕育手術的維吾爾婦女、被騙取退休金的廣東女工、因為自由遭到壓制挺身而出的香港年輕人。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微軟Copilot+PC出現致命傷：與熱門遊戲不相容，而且短期內無解 ｜ 更多文章 ）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共的統治正當性越來越強調民族主義，強調中共是中國美德與文明的繼承者。由於中華文明具有異乎尋常的一致性，所以不同民族必須融合，國家必須統一。這是中共要將漢族文化強加於所有人的原因，也是中國必須統一台灣的理由。如今「多元化」比起以往任何時候，更會被中共視為「安全威脅」，異議者會被問及與外國人的關係、甚至被視為潛在的間諜。任大偉說，如果這類轉變持續下去，恐怕連那些欣賞中國的國家也會感到不安，因為中國的新狂妄時代可能會讓未來更加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