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那年兇殺案、車禍率暴增？疫情加上總統大選混亂，美國人深信體制陷入危機

我們想讓你知道：美國副總統候選人辯論剛剛結束，川普能否二度當選總統仍是焦點。回顧他輸給拜登當年，因為疫情爆發、民心恐慌，加上兩黨支持者對總統大選結果爭議不休，雙方唯一共識就是「共和體制已然深陷危機」，雙重因素夾擊導致美國民眾生活陷入空前混亂，直接影響之一，就是兇殺案和車禍率的全面上升。今年又逢美國總統大選，在倒數一個月之際，上屆大選前後引發的亂象，值得我們再次回顧。以下是《疫情教會我們什麼》書摘所提及的當時亂象：

哈姆雷特．克魯茲－戈梅茲（Hamlet Cruz-Gomez）在二○二○年五月成了新手爸爸。這個時間點不太好，理想上他應該要陪著妻子安潔莉卡（Angelica）度過生產前的最後幾週，和妻子一起舒舒服服窩在家、見見摯友與家人，度過女兒出生前最後的兩人時光。兩人應該趁機將居家環境打理好，準備迎接女兒到來。二十五歲的克魯茲－戈梅茲在布朗克斯區的蒙特菲奧蕾醫院擔任放射師，在疫情期間他被歸類為重點工作者。紐約市碰上了病毒肆虐，克魯茲－戈梅茲只能繼續盡責地天天通勤到醫院上班，在死亡與疾病威脅的包圍下努力度過每一天。為了保護安潔莉卡與寶寶的安全，克魯茲－戈梅茲採取自我隔離措施，直到臨盆前一刻才及時趕回家見證女兒的出生。儘管遇上了疫情，對他來說那依然是充滿喜悅與希望的時光。

六月三十日下午，克魯茲－戈梅茲開著他的本田休旅車到皇后區採買家用品。這趟行程安排在這個時候簡直大錯特錯。差不多在中午時，來自布朗克斯區的三十七歲男性拉蒙．佩納（Ramon Pena）趁著貨車司機正在送貨的空檔在牙買加區（Jamaica neighborhood）偷了一台廂式貨車。調查人員表示，佩納一上車就以時速五十五英里（約時速八十九公里）在市區忙碌壅塞的街頭飛馳。地方檢察署對外表示：「後來我們發現一輛與遭竊車輛描述相符的送貨卡車沿著皇后區與布魯克林區的漢伯特街（Humboldt Street）和大都會大道（Metropolitan avenue）行駛，一路撞上超過二十部靜止或行駛中的車輛，其中好幾部車裡都有駕駛或乘客，因此造成數人受傷。」連續闖了一堆紅燈以後，佩納還直接開上對向車道，一路瘋狂急駛過紐約市區。當時克魯茲－戈梅茲正開著本田休旅車從大都會商場（Metro Mall）的停車場離開，正好被佩納疾駛的貨車從駕駛座這一側攔腰撞上。車禍發生後佩納立刻跳下貨車，跑進最近的地鐵站，最後在站內遭警方逮捕。克魯茲－戈梅茲旋即被送至艾姆赫斯特醫院急救，最後是在院內心跳停止而死亡。

兩天後，皇后區地方檢察署起訴佩納：二級謀殺罪、二級傷害致死罪、一級傷害罪、二級重傷害罪、三級重大竊盜罪、肇事逃逸致死、違反多項交通規則。若所有指控罪名皆成立，佩納會面臨長達二十五年的刑期。地方檢察官梅琳達．卡茨（Melinda Katz）表示：「皇后郡不接受也不能容忍這種愚蠢的暴行。」當地官員也承諾將嚴厲打擊犯罪。 （相關報導： 屋漏偏逢連夜雨！新冠疫情與升息衝擊商業房地產 《經濟學人》：銀行業困境可能加劇 ｜ 更多文章 ）

二○二○年春末夏初時，整個紐約市及全美各地出現了愈來愈多愚蠢的暴行，地點包括街道與高速公路、公園和廣場，甚至連一般民眾住家的私領域也不例外。第一波COVID疫情導致美國動盪不安—人民普遍的焦慮、不斷延長的封城、關閉校園、禁止集會、對於佩戴口罩規定僵持不下的激烈爭論（在這紅、藍陣營都視對方為不共戴天死敵的國家，兩個政治集團的鬥爭早已愈演愈烈），這些事讓破壞行為變得更加頻繁。轉變不是立即發生的。整體而言，美國在二○二○年三月至七月之間犯罪率其實下降了，但在這之後情勢有了戲劇性的變化。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表示，二○二○年凶殺案「增加數量創下新高」。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中，全美有許多不法人士破壞高檔商業設施的店面玻璃櫥窗，造成街道呈現一片失序、破敗景象。家庭暴力的案例激增到令人心驚的地步。酒精與藥物濫用和藥物過量致死的問題節節升高。槍枝銷售數量飛漲。劫車與仇恨犯罪急劇增加。銷售基本醫療物資的商家涉嫌哄抬價格。網路犯罪暴增。美國到處出現魯莽駕駛行為，導致很多像克魯茲－戈梅茲這樣喪命的事故，而且多數常見案例中是行人不幸受害死亡。

媒體時常將破壞行為激增歸咎於壓力、疏離、失序、孤立等問題，而且這些事讓美國人在混亂失序的社會裡迷失方向。《大西洋》雜誌的記者奧加．哈贊（Olga Khazan）寫道：「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孤立感正在改變你我。疫情導致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日益薄弱：孩子不去上學、家長不出門上班、信眾不上教會、聚會也沒了……我們整體上在過去兩年停止了社交活動，而從許多層面來看我們同時也沒了道德感。」不過這種論述的問題在於，全世界近乎所有國家的社交生活都在二○二○年遇上與美國相似的轉變，而觀察歐洲與亞洲多數國家，我們甚至會發現：他們在封城及保持距離相關的強制規定上比美國嚴格許多。這些地方的人也同樣承受了極高的壓力與焦慮感，但沒有哪個歐洲或亞洲社會的破壞行為激增幅度像美國這麼高。事實上，這些國家的狀況正好與美國相反：多數歐洲與亞洲國家的暴力犯罪都顯著減少了。

以最極端的反社會暴力行為：凶殺案來說，美國長年的凶殺案發生率都遠遠高過澳洲、歐洲、亞洲國家—不是因為美國人犯的罪更多（其實並沒有），而是因為槍枝太容易取得。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每一年的犯罪趨勢，因為以美國的情況而言，要發生大量額外的謀殺案才足以改變整體比例，不像其他國家，只要凶殺案的數量稍稍增加，整體上升比例就很明顯。這樣說來，美國的變化趨勢更顯得驚人，二○一九至二○二○年間，美國凶殺案激增了百分之三十，超過一世紀以來，這個數字為單年增幅最高的一年。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情況與美國相反，疫情第一年的凶殺案反而減少了百分之十二；澳洲減少了百分之三；台灣減少百分之十五；香港減少百分之九。加拿大的凶殺案大約上升了百分之七（部分原因是二十二人在一次大規模槍擊案中身亡）。南韓的凶殺案數字維持穩定。

我們很容易直接把美國二○二○年凶殺案激增歸咎於槍枝氾濫、槍枝銷售量增加。不可諱言，槍枝確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光是易於取得槍枝武器這一點，卻無法解釋為何另一種暴力犯罪—危險駕駛—與其他國家相比也大幅增加了。儘管在疫情剛開始那幾個月，美國車禍死亡的人數驟減，但二○二○年整年累計下來，美國的交通死亡率卻上升了超過百分之七。背後的原因是經濟重新開放、駕駛人紛紛上路後，發生了許多駭人的車禍事故。歐洲卻沒有這種現象，例如英國交通部的資料顯示，二○一九至二○二○年間英國國內交通死亡率下降了百分之十七，與歐盟國家呈現減少的趨勢相同。南韓在疫情期間交通事故導致死亡或重傷的比例下降了超過百分之十，是自南韓政府開始統計以來最大的下降幅度。香港的交通死亡率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加拿大的車輛死亡事故些微增加了百分之一，但重傷的比例下降了百分之十二。澳洲也有些微下降的趨勢。

由此可見，論及疫情第一年出現的暴力和反社會行為，美國的情況確實與他國格外不同。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 （相關報導： 屋漏偏逢連夜雨！新冠疫情與升息衝擊商業房地產 《經濟學人》：銀行業困境可能加劇 ｜ 更多文章 ）

這個問題的答案一部分來自根深蒂固的問題，一部分則是會依情況而變動的權變因素（contingent factor）。有一派人認為，美國的國家文化是透過長年的暴力所形成、塑造出來，這正是美國研究學者理察．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提出的核心概念。他在筆下的美國邊疆神話三部曲中提到，試圖統治、消滅原住民的殖民拓墾者對原住民的存在感到焦慮，那也成為美國透過暴行形塑規範與制度的道德合理化依據。社會心理學家李查．尼茲比（Richard Nisbett）對奴隸制遺留的影響（尤其在美國南部與西部）也提出了類似的理論。尼茲比認為，白人因為奴隸制度的存在而必須對其他人種進行（在當時合法的）暴力鎮壓，而這也導致某些地區有了「暴力自然且必然存在」的文化形態。提倡此論點的人理所當然會認為，美國在二○二○年因為面臨重大危機的威脅，才展現出文化中的暴力傾向。

除「暴力文化」的論點之外，美國還有另一種顯而易見的思維：有些人堅稱二○二○年美國社會失序的根源是這個國家的個人主義（甚至是超個人主義）價值觀。疫情期間人與人之間要保持社交距離，同時又有極端個人化現象，於是削弱了社會的團結力量，而且華頓商學院（Wharton）經濟學家馬歇爾．米爾（Marshall Meyer）於一篇探討死亡車禍的文章中提到「霍布斯主義高速公路」，二○二○年的社交距離與極端個人化讓美國用路人的日常生活成了「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場。」事實上，我們有充分證據可證明美國文化傾向個人主義的程度超乎尋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社會學家克勞德．費雪（Claude Fischer）就寫道：「在美國文化中，行動、意義、責任最終的根源都來自個人而非群體。跨國調查顯示，比起其他西方人，美國人更傾向以獨立、自力更生、個體的角度來理解世界。」因此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命運負責。除此之外，費雪也援引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該調查詢問受訪者：「你認為你對自己的生命有多少選擇與掌控的自由？」費雪表示，「美國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將自己握有的自由及對命運的控制權評為九至十分，與另外十個西方民主工業大國相較，比例高上許多。」不管是在物質或甚至道德層面，美國人認為大家是生存只能靠自己的獨立個體。

不過這並非美國文化的全貌。例如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及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等社會觀察家便發現，美國個人主義長久以來都與另一種強大的國家文化—志願主義（Voluntarism）—相互拉扯。比起歐洲人，美國人更可能加入公民組織或投身宗教團體，也更可能結婚生子。對於自己所屬的社會團體，美國人會表達認同與強烈的支持。

費雪將這種現象稱為「矛盾的美國個人主義」（paradoxes of American individualism），從中我們難以確切預測美國在任何一種壓力或危機下會如何反應。即便美國人真的更直接了當擁護個人主義，要把根本的文化傾向（可能是使用暴力，也可能是萬事靠自己）與疫情期間某些行為連結在一起，這樣的結論仍不讓人滿意。文化確實會對人的某些行為產生影響，但真正的困難在於要找出特定行為在某些時刻、地點出現的原因。以美國的例子而言，美國人根本的暴力傾向就無法解釋為何疫情前幾十年的凶殺案數量會大幅減少；而假如美國人真的對個人主義這麼執著，這個國家偶爾湧現的集體主義與團結精神也無從解釋。想了解疫情中暴增的暴力、反社會行為，我們就要辨識出疫情危機爆發初期形塑美國人的感受與信念的直接力量，這些正是導致COVID疫情之後造成大規模社會動盪，使美國陷入失序狀態的肇因。

就算沒有疫情，二○二○年對美國來說依然注定是充滿混亂的一年。二○二○年十一月，美國即將舉行這個國家史上最重要也最具爭議性的一次選舉。美國社會的政治傾向漸漸朝兩極化分裂；民主黨支持者當中有愈來愈多人認為共和黨支持者正在侵害民主規範、破壞民主體制，並認定他們不顧公民為此須付出的代價，不斷利用政治體制放大自己政黨的權力。共和黨則有與日俱增的支持者認為民主黨支持者在打壓自由、資本主義，甚至於打壓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二○一九年九月做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五的民主黨支持者表示，他們認為共和黨支持者都「心胸狹隘」，共和黨支持者當中也約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認為民主黨支持者「不愛國」、「心胸狹隘」。同年十二月，美國眾議院投票彈劾川普總統，雙方相互蔑視的情況因而愈演愈烈。美國參議院於二○二○年一月開始了第一次彈劾案的審判，而因為共和黨人占多數，川普總統很快就獲判無罪。也因此，美國人得在十一月的大選投票選擇是否讓川普連任。而在這之後的漫長大選年裡，對立黨派的雙方人馬都堅信共和政體已陷入危機。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疫情教會我們什麼》，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撰文/ 艾瑞克．克林南柏格（Eric Klinenberg），作者為社會學者；紐約大學海倫．古爾德．薛珀德（Helen Gould Shepard）教授及公共知識中心主任。 （相關報導： 屋漏偏逢連夜雨！新冠疫情與升息衝擊商業房地產 《經濟學人》：銀行業困境可能加劇 ｜ 更多文章 ）

責任編輯/周岐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