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政府與君主立憲及共和體制國家間最根本的區別是，在後兩者中，人民代表或君主可參與立法，但在伊斯蘭國家，立法權和建立法律的權能，完全屬於全能的上帝。」──金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領袖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一九七○年。
「只有在熱切尋求和謙卑接受上帝的祝福時，自由才得以茁壯。美國的民主試驗就是基於這種體認。我們的開國元老能有這樣的發現真是一大勝利，這訊息透過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發聲：「如果我們不受上帝的統治，就必須由暴君統治。」──美國共和黨籍總統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一九八三年。
在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許多人，都對「實際發展」的政治、經濟及文化在各地的影響深感不安，尤其憂心對自己社會的經濟和政治主導地位正逐漸減弱。有許多人也對那些反全球化、新左派和生態運動感到困擾。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這些擔憂成為新右派的關注焦點，這是在工業化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政界浮現的一股新勢力。
新右派最初是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出現於全球政壇，主要是因應新左派、「第三世界主義」和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而產生。這項右派運動參雜一些令人費解的要素，有些相互矛盾，有些相互補強。不同元素的重要性因地而異，並且在不同地方出現複雜而多樣的結盟和談判。在此僅舉一個例子，復興基本教義派是雷根在美國「新右派」的核心方針，但是在英國擔任「新右派」政治領導人和象徵人物的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卻很少提到宗教，事實上，宗教復興在英國新右派中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從全球觀點來看，這個複雜運動基本上有四項特質。首先是反共產主義，以及在政界大力鼓吹政治民主、人權和捍衛自由的優勢。第二項是新自由主義，這是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強烈承諾，在新右派的想法中，這與民主密不可分。本質上，對新右派而言，自由市場之於經濟，就好比參政權和公民權之於政治一樣。而在這一點上，新右派動搖那些福利國家建國者的思想。福利國家的擁護者認為，有時必須透過國家干預來確保自由，以確保在提高生產力，邁向打造國富民強的路線時，每個人都能具體而實際的受益。新右派卻堅持，自由是將政府從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移出時所產生的。第三項特質是強力復興保守文化的承諾，在某些地方，這是以非常張揚的慶祝形式來進行，積極培養民族傳統，強調民族團結與統一的「統合性」（integral）民族主義（又譯為整合型或整體民族主義）；但在其他地方，則是以復興保守宗教的形式呈現；在許多地方，兩者是同時並存的。第四項特質則與宗教元素最為密切，是對於所謂的性保守主義（sexual conservatism）的廣泛承諾，這是對性、家庭和社會之間關係的認定，其中家庭是社會秩序的基礎，而兩性各司其職則是家庭的基礎。 （相關報導： 遷徙與其不滿─移民人數增加，量變產生質變：《遙遠的海岸》選摘（3） ｜ 更多文章 ）
新右派的侵略性反共作風，既是對一九七○年代蘇聯採行攻擊策略的回應，同時也反映出新右派陣營日益發現共產主義的經濟弱點和效能低落，這在他們眼中可是一大良機。雷根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對全國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的一場重要演講中，表達要把握這個機會的感覺，他指出共產主義是「人類史上悲傷而離奇的一個篇章，即使到了今日仍在撰寫最後幾頁」。雷根在一九八○年代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建設，一方面是為了凝聚美國的統合性民族主義人士；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迫使蘇聯將更多資源投入軍事預算，好讓共產主義經濟體徹底瓦解。不過，許多美國在亞洲盟國的經濟成功，顯然也與蘇聯式的停滯經濟形成鮮明對比，這又鼓動反共的運動。日本、台灣、南韓、土耳其和泰國，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成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