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很清楚自己在一九二○年代前的東南亞殖民計畫，倘若少了華人會完全無以為繼。正如前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咸在一九○六年宣稱，殖民地的財務成功主要歸功於華人：
在白人進入（馬來）半島前，他們就已經是礦工與貿易商，某些情況中還是莊園主及漁人……他們過去是，也仍舊是礦業開採的先鋒……當歐洲人害怕投資時，他們將資本引進這個國家；他們是貿易商與店主；首先開闢殖民地港口與（獨立）馬來國家港口之間常態交通路線的，也是他們的蒸汽輪船。當這個叢林覆蓋的國家……隱藏的財富需要大量勞力開發時，是他們引進數萬同胞；他們的工作及對他們消費的奢侈品與享樂（例如鴉片）所開徵的稅收，構成將近十分之九的收入。
歐洲人也認知到殖民地裨益華人的程度。返回家鄉的旅外潮州人轉述一個新加坡英國人之間很受歡迎的笑話：在東南亞，「歐洲人養牛，華人喝奶」。這個笑話誇大了歐洲人的損失，並將華人豎在對立面，後者實際上認為自己擔了養牛的多數辛苦工作；但也反映出英國人對於華人從殖民事業中獲利，卻未擔負起「帝國主義者」的責任，感到焦慮不安。
這種殖民動力，與跨大西洋殖民所風行的動力並不相同。例如在西班牙美洲，並沒有類似華人商業菁英的存在。在南海，「邊陲」與「核心」或「母國」與「腹地」，或甚至「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是複雜且可取代的。到了二十世紀，歐洲與美國人雖然擁有超越的軍事與統治力量，貪得無厭的歐美市場需求也導致部分商品出口轉向―特別是錫與橡膠。華人仍舊持續主導亞洲內部貿易。例如，中國南方的稻米市場如同倫敦、巴黎或華府的政策，對於東南亞造成許多扭曲效果。海登．切利就展示了華人主導的稻米貿易形塑了法屬印度支那貧窮流動人口的生活。
更廣泛來說，李塔娜就主張西貢、曼谷與新加坡的崛起與相互連結，造成了南洋華人米商高度資本化的網絡崛起。我們在東南亞所見，是西方殖民過程不僅推動歐美的利益，也同樣裨益華人利益，主要是因為整個過程發生在潮州與中國其他地方同鄉團體長期身處的跨地域範疇內。如瑞天咸暗指，少了華人，很難想像英國人在馬來亞還有新加坡會如此成功。殖民東南亞既是歐洲民族國家的擴張，更是一場跨國集體行動。
瑞天咸坦蕩蕩的宣示之外，英國行政官員對於華人的經濟力量與人口數量確有不滿，後者以持續增加的數量移入「他們的」殖民地。他們煩惱這群人並不完全受到控制，或者如弗德里克．威爾德總督在一八八三年一次鴉片農場危機中所觀察到「這是這個國家裡誰說了算的問題」。這樣的顧慮並非空穴來風。閱讀十九世紀數十年間的殖民紀錄，就會對擔任殖民者的外國勢力，在防衛、公共建設發展與華人移民監督領域中，促進華人經濟利益的程度感到驚訝。 （相關報導： 許詠翔觀點：你和「帝國被殖民者」誰更自由？ ｜ 更多文章 ）
雖然英國殖民地被期待要產生收益自給自足，然而將海峽殖民地建立為有望政體的多數支出，仍舊落在母國政府頭上。例如，一八六七年開始進入完全殖民地的五年轉換期中，英國殖民地部、戰爭部與財政部大量補貼殖民地的防衛費用。即便轉換期看似在七二年結束，海峽殖民地當局仍舊要求這些英國部會持續補貼軍事行動的支出（當年支出的九萬一千五百九十五英鎊中，殖民地支付了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五磅，倫敦支付四萬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