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與十九世紀時，華人大幅透過跟暹羅或暹羅華人女性通婚，並改宗南傳佛教，來融入暹羅社會。施堅雅已經指出這股融合趨勢在一九○○到一九四七年間緩了下來，因為華人婦女開始跟著男性外移。慈善家也為自己的兒童建立華人學校，灌輸他們更加堅決的文化認同。此一認同受到中華國族主義興起而強化，後者消解了華人方言團體之間的緊張衝突，因為此刻他們找到支持共和國的共同目標。陳錦華於此時移民到暹羅，發現當地的商業世界非常「潮州化」。
暹羅人本身也愈趨民族主義，他們的觀點認定對華人的種族醜化，認為後者主宰了暹羅人的經濟生活。這類仇恨受到泰皇拉瑪六世瓦棲拉兀（Wachirawat，一八八一至一九二五年，在位一九一○至一九二五年）煽動，如同其他西化菁英，他也受到英美反閃族主義的「黃禍」教條影響。一九一四年，他親自寫下反華長文，題為〈東方猶太人〉，大加撻伐他所說的拜金華人，明顯與人民的價值觀相違背，後者更重視生命中的高貴事物。他更哀嘆他們的人數就「足以淹沒世上的任何國家」。
泰皇的沉思固然不怎麼光彩（畢竟，華人投資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暹羅王室與貴族），它們仍指出二十世紀華人移民的一項特徵：逐漸增加的數量。我們已經看到潮州外移加遽，多數都是受到政治動盪與環境災害的影響。其他中國籍貫團體也出現移民上升的情況，因此共同改變了華人與當地人的關係，不只在暹羅，東南亞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在潮州人的情況裡，十九世紀的特色是跟當地領袖合作；事實上，他們是在暹羅、婆羅洲與馬來亞的當地菁英邀請下抵達當地並在此繁榮發展。潮州人在馬來亞的主要地點――柔佛的當地領袖，積極參與並投資華人事業，也對華人領袖維持政治權威。然而隨著華人人口在十九世紀末增加，華人更加緊密圍繞著兄弟會黨組織起來，馬來蘇丹對「數目激增的華人頭人」施以權威的體系也逐漸衰微。整個半島各地，華人開始跳過馬來權威，同時從馬來人的觀點來看，「緊縮對於經濟資源的掌握」。華人移民的數量讓本地領袖難以維持最終控制。這是移民數量增加導致華人與當地人關係產生質變的一種方式。
此一轉變與一八九○年代後東南亞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改變同時發生。全球經濟正從商貿轉向工業資本主義，海峽殖民地與其他地方的殖民當局也從自由貿易政策，轉向更趨向國家掌控的生產模式。以施堅雅的話來說，「殖民統治變得更強力、更官僚也更有效率」。
殖民者對於跟華人之間的非正式權力分享逐漸失去耐心，不只是鴉片收入，還有更大脈絡下的華人自治。特別是海峽殖民地，我們看到英國當局對殖民地子民行使更強力、直接的治理，希望去除長久以來的主權內的主權（imperium in imperio）――華人透過自己「祕密幫會」的力量管理自己。因此二十世紀，華人的獨立政治權力遭到限縮，經濟優勢遭到挑戰（卻非消滅），因為英國人決心更直接參與商品生產。然而到了此時，潮州人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資本，就像上海的情況，也開始分散投資，進入現代經濟的其他部門。身邊的世界雖然改變，商業網絡卻讓他們能夠站穩腳步。 （相關報導： 以史為戒，還是以史為「械」：《從暹羅到泰國》選摘（4） ｜ 更多文章 ）
＊作者麥柯麗（Melissa Macauley），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遙遠的海岸：中國海疆上的殖民擴張》（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