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汪精衛與世長辭。
過去6年左右，我觀看了100+部由大陸拍攝、製作和發行的有關抵抗日本戰爭時期的諜報記錄片、電影和電視影集。我也以純粹的局外人、觀察者的身份發表了10多篇有關汪的中英文文章，得出的99.99%的結論是：
1、在戰爭時期，從戴笠的角度而言，汪就是戴的下線（subordinate）。如果沒有這一層從汪的角度來看並行 (in parallel) 或者從戴的角度來說上、下的特殊關係的話，汪就是一個大漢奸，因為他和小日本侵略者有著密切、從1938年9月算起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從前者於1944年3月~10月這一段期間就中國大陸和名古屋這兩個地方來去自由來講；和
2、如果應用international regimes（ir）／國際共善【common good（ness）】（或者良善的頂點）的第一階段這個理論，汪、蔣介石、戴、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人在某一個area／【中文翻譯有不少：（特定的）地方、區域、範圍、（電磁）空間、範疇和領域再加上1970年初才有和電腦有關的異度 （cyber）】參與ir的中外男女老少在非戰爭時期和戰爭時期絕對、絕對不是大、小漢奸和出賣國家的賊。
嚴格的來說，大、小漢奸並不等同於賣國賊。大、小漢奸乃可指一個漢人在中華大地的五湖四海直接或者間接（沒有被強迫）地幫助了侵略者，而賣國賊的配合敵人的言論或者行為則是不排除是在和平時期和敵人在（非）中華大地發生或者進行的。
戴鎖定了汪，是因為前者知道說汪將是一位極少數能夠和日本帝國的高級官員面對面打交道的政治人物，例如向戴報告對方某一些官員的健康狀況和閱讀由日本官方所提供的一些文件。簡言之，這種情報之取得是多少無價的。
作為一個情報人員，他/她的人格必須是正直的；否則的話，他／她很容易被脅迫、收買和變節。被客觀環境所逼迫亦即要存活下去，他/她要不斷地質疑對方，包括他／她的配偶和其他的家人和傭人，因為人心隔肚皮。又當面對敵人時，他/她必須要懂得演戲和搞套路或者隨時配合自己人的腳本。我可以舉出三個例子。
筆者的判斷是在77事變發生之後和1938年3月之前，知道打不過日本帝國軍國主義的汪就興起了曲線救國的念頭。作為軍統香港特別區少將站長的王新衡曾經說在汪去法國殖民地河內市之前的大約半年前，戴就第一次要求汪為軍統做事。筆者認為應該是更早，也就是1938年3月之前。由於汪答應了戴要玩一場很高層次、超級的間諜遊戲，前者刻意地選擇犧牲掉他個人的聲望和名譽。此話的意思是不知道內幕細節的別人會隨便的給汪貼上大漢奸這個標籤。
例子1：1938年3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了一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總裁刻意地打破了輩分制度，亦即把輩分比蔣高很多的汪貶低為副總裁。此舉是故意地讓小鬼子迷惑說這是蔣和汪較勁、惡裂鬥爭的結果。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投靠汪政權的黃埔軍校生 ｜ 更多文章 ）
例子2：於1938年6月24日，日本侵略軍的25艘軍艦加上8艘運送官兵的船隻輕而易舉地攻佔了馬當要塞的戰略要點。就這樣子，武漢市的重要門戶被打開了。在那之前，中華民國海軍和民間工人為了阻止侵略者沿著長江西上佈置了人工暗礁，沉船和水雷。筆者從文獻得知汪於1938年6月24日之前就透過一個曾經為戴的手下但之後賣命成為日本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的雙面間諜沈碧慧，把有關馬當要塞的布防圖從她的手中交給了倭寇。汪的所做所為並非賣國，一旦應用 ir 這個理論時。稍後，我會就ir做解釋。讀者就會更加地體會、理解我在講什麼。切記，一個文獻指出說於1938年9月，汪才開始故意地靠攏日本鬼子。汪的目的是要錯誤地引導很多人說他和蔣的不和乃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