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投靠汪政權的黃埔軍校生

今年是黃埔建軍99年，為了迎接明年黃埔建軍100周年，無論是鳳山的陸軍軍官學校、中央軍事院校校友總會還是台北市政府都舉辦了盛大的慶祝活動。當然對岸的中共政權，也不忘利用這個機會邀請台灣的部分退役軍人或者深藍政治人物前往廣州參加紅色版本的黃埔校慶，以推廣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意識形態。

大陸時期的黃埔軍校，確實在1949年隨著成都的淪陷而覆滅，台灣今天的這所陸軍軍官學校是以孫立人將軍創辦的第4軍官訓練班為基礎重建的。為此許多人質疑，到底鳳山的陸軍官校與延續自黃埔的陸軍官校是否還有直接的歷史傳承。確實大陸時期陸軍官校的關防與印信，並沒有在混亂中隨政府一起來到台灣，可重點是中共1949年建政後亦沒有於其統治區內重建黃埔軍校。

事實上今日的中共，連一所專門培養陸軍軍官的學校都稱不上有，怎麼能自稱是「黃埔」？其實就連共軍內部不曾，也不會以「黃埔」自稱，因此這兩個字對中共的存在意義就只剩下對台灣的統戰而已。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有一定數量的台灣退伍軍人吃中共統戰論述的這一套，其中還有一些退役將領在接受對岸官方媒體訪問時發表有損國軍名譽的言論，讓人感到相當遺憾。

回顧黃埔軍校99年的歷史，筆者發現無論是在對日抗戰還是國共內戰，都有不少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戰死和被俘，但是主動投降日軍或者共軍，陣前叛變者還是相當之少。可相當之少並不代表絕對沒有，比如1949年在長沙叛變的陳明仁將軍就是陸軍官校第1期出身的黃埔畢業生。哪怕是以黃埔系為核心的對日抗戰，投效汪精衛政權和平建國軍的黃埔系將領也有15人之多。

當然這裡提到投效汪政權的黃埔系軍人還只是將領而已，如果包括中基層軍官在內的話恐怕有上百上千人之多。從淞滬會戰的慘烈程度來看，黃埔系確實出了許多英雄豪傑，他們毫無疑問是阻止日軍擊敗中國，避免中共拿下台灣的關鍵力量。可這並不代表擁有陸軍官校畢業證書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背棄自己從軍的信念。

從中國國民黨第二號領袖汪精衛的角度出發，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的他就是因為手中沒有兵權，才導致比他資歷還要淺的蔣中正奪走國民政府的大權。因此在1940年3月成立親日政權後，汪精衛一方面招降地方軍頭，二方面則試圖建立屬於自己的黃埔軍校，於是就有了1941年9月中央軍官學校在南京的誕生，首任教育長正是黃埔軍校第2期畢業的劉啟雄將軍。

劉啟雄在抗戰爆發之初為陸軍第87師第260旅少將旅長，為不折不扣的嫡系部隊將領，卻因南京失陷而遭日軍俘虜。起初劉啟雄拒絕與日軍合作，加入由北洋政府遺老組成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直到汪精衛等國民黨親日派返回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之後，劉啟雄才主動尋求周佛海的協助，出任南京中央軍校的教育長。

選擇劉啟雄擔任教育長，代表汪精衛還是希望能借重蔣中正的學生來培訓自己的骨幹，因為只有畢業自中央軍官學校的軍官才稱得上是和平建國軍的嫡系。包括張嵐峰、郝鵬舉、孫良誠、吳化文、孫殿英以及龐炳勛等和平建國軍將領都出自馮玉祥的西北軍，他們表面上依附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卻是為日軍效力，沒有得到汪精衛真正的信任。

後來汪精衛也是以中央軍官學校的畢業生為基礎，成立了以拱衛首都南京為目標的警衛軍，下轄三個師，而三個師當中的第1警衛師師長就是劉啟雄中將。根據在警衛第3師服務過的張國俊老先生回憶，警衛師不會主動出擊忠義救國軍或者中共的新4軍，反而對其他「非嫡系」的和平建國軍更加防範，其性質可從中略知一二。

警衛第3師的師長陳孝強，同樣是黃埔第2期的畢業生，他本是胡宗南將軍的手下愛將，擔任第27軍預備第8師的師長，直到1943年5月太行山戰役兵敗被俘為止。陳孝強是在汪精衛的庇護下，從中央軍嫡系部隊師長轉為和平建國軍警衛軍師長，顯見汪精衛對待被俘虜的黃埔系將領採取懷柔態度，是他手下不缺黃埔系將領為其效力的原因。

由黃埔軍校生組成的和平建國軍，戰鬥力是明顯超越其他雜牌部隊組成的和平建國軍。何以見得？既然汪精衛嚴格要求三個警衛師都不得主動出擊國共的抗日部隊，又如何能證明他的嫡系部隊戰鬥力比雜牌軍還強？鑒於三個警衛師也沒有與「非嫡系」的和平建國軍爆發過大規模武裝衝突，還真的沒有什麼實際案例證明警衛軍的戰鬥力比較強。

不過三個警衛師並非唯一由黃埔軍校生組成或者組織的親日部隊，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案例可以比較，那就是由忠義救國軍淞滬支隊司令熊劍東投降日軍以後成立的所謂黃衛軍。熊劍東雖然是戴笠的手下愛將，卻不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而是出自馮玉祥的西北軍。可是因為他有軍統局的背景，所以黃衛軍有計劃的招攬失意的黃埔系軍人投效。

根據大陸方面的史料，黃衛軍的參謀長鄒平凡與參謀處處長余世杰都畢業自黃埔6期，副官處處長羅滌瑕與第2團團長王翔龍出自黃埔7期，另外還有14期畢業的機關槍第2連連長李旭初和軍官隊隊長杜柱皆，乃至於16期的陸軍軍官小學隊隊長李銳。黃衛軍以保衛黃種人為口號，又以黃埔系軍官為骨幹，而且還聽命於日軍的直接指揮，戰鬥力自然不容小看。

黃衛軍在日軍第11軍的指揮和支援下，從1941年6月到9月之間和東北軍系統的陸軍第53軍第116師有過三次交鋒。結果三場戰役打下來，第116師不僅沒有佔到任何便宜，還丟掉了楊林山與聶家河兩大陣地。由黃埔系軍人組成的黃衛軍，輕而易舉的擊敗了國軍的雜牌部隊，若他們能持續得到日軍的重視和栽培，最終勢必將發展為哪怕是中央軍嫡系部隊都難以招架的精銳部隊。

幸運的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不再將作戰重點放在中國戰場上，熊劍東被周佛海調到上海擔任稅警團的副團長，黃衛軍則納入南京國民政府的指揮體系內，改編為和平建國軍第29師，由黃埔軍校第6期畢業的鄒平凡擔任少將師長，成為了貨真價實的黃埔系部隊。不過直到抗戰勝利以前，無論是熊劍東的稅警團還是鄒平凡的第29師都不再有與國共部隊大規模交戰的紀錄。

南京的警衛軍與武漢的第29師有兩大特點，一是他們在圍剿國共抗日游擊隊的表現上非常消極，二是他們都懷有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情緒，和日軍的關係並不和諧。據張國俊回憶，警衛第3師的首任師長陳孝強，就是因為多次與日軍之間爆發暴力衝突，最終被外放到廣州擔任和平建國軍第20師師長，警衛第3師師長的職務改由黃埔3期畢業的鍾建魂擔任。

而根據晚年定居台灣的第29師老兵饒伯伯回憶，到了戰爭末期日本敗象已露，他們這些和平建國軍官兵也越來越不隱藏自己對日軍的仇視態度。由於每次下鄉，29師都會派出一個營的部隊掩護一個連的日軍行動，和平建國軍的數量已遠多於日軍。所以只要日軍有行為不檢的地方，第29師的阿兵哥就會直接賞日本軍人一兩記耳光，而日軍則絲毫不敢反抗。

此刻的日軍已不再凶狠，可和平建國軍的將領們，尤其是黃埔系的和平建國軍將領們面對日本即將失敗的事實卻不敢囂張太久。他們知道自己身為校長的學生，背叛校長投效汪精衛政權的行為勢必將在戰後為班師回朝的中央政府所追究，屆時下場必死無疑。為了防範自己遭到蔣中正制裁，和平建國軍的黃埔系將領有三個方式應對。

第一種方式最簡單，就是直接開往新4軍的「抗日根據地」投共，一來中共比較不會把他們視為必須殺無赦的叛徒看待，二來是中共也需要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協助共軍發展現代化軍隊。為此中共還特別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延安分會，專門統戰和平建國軍裡的黃埔系將領，警衛第3師的師長鍾建魂就在得到日本投降消息的第一時間內就選擇轉向擁護共產黨，躲避了來自政府的制裁。

除了轉投共產黨外，第二種求生存的方式就是在日本投降之際配合政府防止共軍搶佔淪陷區來將功贖罪。比如前警衛第3師師長陳孝強，就因為指揮他的和平建國軍第20師阻止共軍拿下廣州有功，被蔣中正指派為廣東先遣軍第1師的師長，不只逃脫了制裁，還在1949年後來到台灣，出任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第1師師長要職，稱得上是台灣的「保警之父」。

另外還有一批黃埔軍校生，既害怕中央政府的制裁又不甘心放下身段參加共軍，於是就有了在國共之外發展出第三支武裝力量的想法。考量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還有為數不少的日軍對於自己輸給了蔣中正的結果並不心服，包括南京的劉啟雄與武漢的鄒平凡都產生了與這股日軍合作組建第三勢力，持續頑抗中央政府的想法。

尤其武漢的第三勢力運動發展的最為完善，除了有鄒平凡的和平建國軍第14軍之外，還有日軍精銳部隊第11軍的部份軍官，甚至於李先念指揮的新4軍第5師響應。而且除了和平建國軍、日軍以及共軍之外，鄒平凡的運動還有一個大腦在指揮，那就是汪精衛政權的宣傳部次長胡蘭成。胡蘭成在他的日本秘書池田篤紀鼓動下，決定與中共合作推動武漢獨立運動來抵制中央的接收。

所幸時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選擇全力配合盟軍，出面壓制了不服輸的日本官兵的輕舉妄動。同時兼任南京國民政府陸軍部長、湖北省省長及武漢綏靖公署主任的葉蓬將軍也明確表態反對所謂的武漢獨立運動，使劉啟雄、鄒平凡、胡蘭成、池田篤紀以及李先念的野心胎死腹中。不過劉啟雄與鄒平凡都沒有在戰後得到應有的制裁，反倒是壓制他們的葉蓬被處以了死刑。

筆者迄今無法查到劉啟雄的下落，但有來自大陸網友的說法，他疑似在1949年投效了中國共產黨，而且還因為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有功」的原因享有離休待遇。希望對劉啟雄下落有真正的瞭解與掌握者，能有機會和筆者聯絡，揭開筆者心中的這段秘密。至少讓我知道劉啟雄到底為中共立下了甚麼樣的功勞，才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贏得善終。

至於想要推動武漢獨立的鄒平凡，在戰後重新回歸了國軍體系，不過腦袋靈光的他還是成功的在1949年大陸淪陷之際經由香港逃亡日本，並在那裡一直待到去世為止。從整體來看，那些在二戰時投效汪政權的黃埔軍校生，無論是留在大陸、跟隨政府遷台還是流亡海外，似乎逃過制裁的還是普遍居多，仿佛投效親日政權這件事情對於黃埔軍校的學生而言絲毫稱不上是罪過一件。

與大家想的不一樣，其實投效汪政權的黃埔軍校生多數沒有被處死，真的因為當和平建國軍而被蔣中正奪去性命的黃埔系將領，恐怕只有擔任過黃埔軍校教官及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2師黨代表的繆斌而已。其餘參加和平建國軍的黃埔系軍人，不是投效了共產黨就是回歸中央政府。當然回歸中央政府的和平建國軍黃埔系軍人，並非人人都如陳孝強那般幸運。

有些人後來為共軍俘虜，只能接受一段時間的政治改造後，擔任政協委員或者替中共編寫文史資料。等到改革開放，他們又為北京的黃埔軍校同學會啟用，專門統戰逃亡台灣或者旅居海外的同學。還有一些人，則在大陸淪陷後輾轉到香港和日本生活，比起那些戰後繼續為中央政府效力的前和平建國軍黃埔系軍人而言算是有善終的。

還有一些和平建國軍的將領，比如黃埔第1期畢業的兩淮稅警總團團長陳泰運，同樣因為在戰爭末期積極與新4軍作戰的原因逃脫了制裁，重新為蔣委員長啟用。可是啟用不代表重用，陳泰運將軍當和平建國軍的經歷讓他在中央軍中抬不起頭來，於是選擇在1949年「起義」投效了共產黨，還一度得到了解放軍的禮遇。

不過到了50年代的鎮壓反革命中，陳泰運又成為共軍的整肅目標，本來是要進行公審後槍決的，結果他在搭車前往刑場的途中遭遇車禍，身負重傷而身亡，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躲過共產黨的羞辱。直到改革開放後，他「起義」將領的身份才再度獲得北京方面的承認，重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推崇。可即便是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的陳泰運，也沒有因為投汪精衛而被處決。

然而戰後隨政府撤退到台灣的黃埔系將領，只要稍微有與共產黨接觸過的嫌疑，隨時都有被拖到馬場町槍斃的可能性。哪怕是李玉堂與段澐等在反共戰場上為政府立下大功的黃埔系將領，都不幸慘死於自己人手中，為什麼對待投靠汪政權的黃埔系將領和投靠共產黨的黃埔系將領，蔣中正會有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呢？

為什麼多數加入和平建國軍的黃埔系，只要他們在戰後重新投入中央政府懷抱，又沒有在內戰中失敗為共軍俘虜的話，到台灣都還能有不算太差的結局呢？首先是他們多數在國民政府裡都有一些靠山，比如在和平建國軍警衛軍獨立警備旅擔任旅長的黃埔2期畢業生劉夷，就得到時任鄭州綏靖公署主任的劉峙保護，得以重回中央軍精銳部隊陸軍第74軍服務，後台硬得不得了。

再來就是黃埔軍校生雖然是天子門生，但是在蔣委員長的心中還是沒有空軍飛行員那般來得更親近自己。畢竟早期黃埔軍校有蘇聯和共產黨的參與，但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卻完全是由他和蔣夫人所一手栽培起來，因此他對空軍飛行員的要求會比黃埔軍校畢業生更高。凡是有投敵紀錄的飛行員，戰後落入中央政府手中下場幾乎只有一死。

反觀來自各省份的黃埔軍校生，就算不是共產黨，也與各地方部隊有著複雜的關係。更何況陸軍官校大陸時期畢業生近70,000人，數量遠超過空軍官校，哪怕接受過黃埔精神的薰陶，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100%效忠蔣中正。因此對待陸軍軍官，蔣中正的要求還是沒有空軍那麼高，就算有投敵的紀錄，只要沒有真正侵犯到中央政府的國策還是有生存的空間。

不過這卻不足以解釋，為什麼投靠和平建國軍的能活命，甚至能得到重用，但投共的卻還是難逃一死。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對蔣中正而言日本只是肌膚之疾，中共卻是真正的心腹大患。日本是外來入侵者，而且還是遲早將被美國擊敗的外來入侵者，只要日本一戰敗，汪精衛政權很快就將被中國百姓視為漢奸而失去正當性。

可中共卻不同，不只完全由中國人所組成，而且還高舉民族解放的大旗。這讓蔣中正相信，投降汪精衛的黃埔軍校生多數只是為了生存的虛以委蛇。可投降共產黨，卻是真正在意識形態上認同了中共，當然必須要予以剷除。外加黃埔軍校學生投靠汪政權後，仍暗中接受重慶的命令利用日軍之手反共，早在日本戰敗前就已經將功贖罪，自然能逃脫政府的制裁。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誰最痛恨蔣家父子─談外省族群與蔣家的關係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