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何會到香港當末代總督？彭定康《末代港督的吿解》選摘（1）

香港——不論習主席怎麼想，它的民主故事遠遠未到終章。香港民主史上最奇特諷刺的事情是，一九九二年工黨在英國巴芙選區兵敗如山倒，卻令該市的敗選國會代表成為英國最後一個主要殖民地的最後一任總督。

多年以來，保守黨在巴芙的優勢來自於反對派的工黨與自由民主黨票數分散，不過在一九九二年，工黨選民捨棄了紅玫瑰並策略性地投票送我走。鼓勵他們的是由超市大亨千萬富翁盛博理（David Sainsbury）資助的競選工程，它昂貴而有效，而他本人後來也當上了工黨部長。

我有段時間還對這種屈辱感到痛苦噁心，在我的競選活動中辛勤努力的妻子和女兒也對競選的齷齪和它的最終結果感到震驚。但這就是政治。如果你期待戰車輪前會鋪好花環和花瓣，那麼你就一定會得到粗暴但有益身心的衝擊。我曾經領導過就全國而言相當成功的大選工程，但正如將軍在凱旋時隨行奴隸的低聲呢喃：「記住你也不過是終有一死的凡人。」

好在我早已預料到這個結果，甚至已經告訴過首相馬卓安他整體上會贏得大選，但我就會失去自己的議席。不過我沒有因此變得好受，在最好的時刻我也傾向悲觀，而我覺得馬卓安認為我在誇大當時的困難。但無論如何，在選戰之前和大選期間，我都有大量時間思考如果落敗了的話會想做甚麼。

最後當這個結局真正來臨時，我雖然獲邀在上議院繼續政治生涯，但我不感興趣，而空降去一個很快就懸空的選區參加補選也不是特別吸引的選擇。他們有想送我一份大禮，建議我去肯辛頓（Kensington）和車路士（Chelsea），但我又覺得不太體面，而且對妻女又會加上不公平的負擔——那種偶爾變得惡性的競選所生出來的壓力，她們在巴芙已經面對夠了。

有些人想我走這條路，或至少留在政界，在舞會站著如嘍囉等人請跳舞，但我擋住了這些善意的壓力，因為這只會搞得全場人都尷尬不已。現在我雖然會偶爾重新或再三反省，但我從來沒有真正後悔做了這個決定：我想尋找政治以外的職位，做發展援助方面的工作。然後，馬卓安向我提出去香港做末代英國香港總督的機會，做一個結束一長串殖民地或外交部任命的政客。

那時的政策似乎將倫敦推向一個外交死胡同，中國（尤其是針對首相馬卓安）的例行羞辱似乎從沒給香港或英國帶來任何好處。於是我們的外交目標很簡單，就是一九九七年讓主權平穩過渡到中國手上。經過幾次無效反對、幾下緊張搓手後，「平穩」的定義總算是定下來了，那就是要滿足中國的要求。但至於「成功」而「光榮」的過渡要付出甚麼代價呢？我一位顧問曾調皮地問，真的可以把葬禮說成是「平穩過渡」嗎？

機會已經提出來了，我和穎彤商量後決定接受。這對她來說是很大的犧牲，那時她當家庭律師的法律事業已經起飛，我們和十幾歲的女兒們幸福地定居在倫敦。一如既往，她以個人代價支持我，我們的婚姻從來都是這樣。在香港時，她努力領導過去因當地文化原因而鮮少受到公眾關注的慈善機構，包括臨終護理、街童、娼妓、智力障礙和愛滋病組織。 （相關報導： 英國末代港督彭定康：看好台灣民主價值的未來，認為極權主義不會善終 ｜ 更多文章 ）

我對於香港和中國並不是完全陌生的，我第一次去這個殖民地是在一九七九年，當時還是個年輕的後座議員。回來後我給《衛報》寫了篇提倡在當地引入政府選舉的文章，引起了時任港督的不悅。麥理浩勳爵是位嚴厲的酋長，認為解決民眾政治壓力的最佳方法就是房屋和福利，於是以猛烈的精力和決心推行各種大計，還得應付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潮。他是位聰明人，不是任何人的傀儡，在他擔任港督時有這麼一個說法，就是他和馬耳他總理明托夫（Dom Mintoff）是外交部最不受歡迎的兩個人，這正好充分說明他思想有多獨立。但他對任何人想要透過民主來管理自己事務的願望，就完全沒有興趣了。他是個文明而不屈不撓的蘇格蘭人，認為自己知道甚麼對香港最好，也認為自己最能好好處理香港與北京的關係。回歸前十八年，他主動向鄧小平明確提出九七年後香港地位的問題，這步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倫敦內閣的意見，我從來都不完全清楚。我喜歡他，畢竟他又是一個喜歡乾馬天尼的貝里歐人，但對於他如何看待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民主改革訴求，我從沒抱有任何幻想。不過麥理浩不像某些人，他並沒有試著要說我壞話或在背後捅我一刀。

我也去過中國幾次，尤其是在擔任海外發展部長期間。我參加過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的會議，在那邊待到鄧小平和其他共產黨老領導派坦克車鎮壓天安門廣場和其他地方的示威者前一個禮拜。

在會議期間，廣場和其他公共場所都擠滿了示威者，氣氛就像一個自由民主為題的格拉斯托藝術節（Glastonbury Festival）。我從未感覺過自己如此接近歷史誕生的一刻，這種感覺以後也不再有過，但可悲的是，事實證明這是段錯的歷史，過程中我只扮演一個極微小的角色。

參加ADB會議的高級部長們應邀和有意改革的黨總書記趙紫陽會談，我們圍坐著，禮貌地問有關農業改革和市場力量在華角色的問題，心裡卻想著外邊街頭發生的事。最後，經過大約一個小時有點超現實但行禮如儀的交流之後，我問了人人心中的問題：外面發生甚麼事，將如何解決？

趙紫陽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卡紙，慷慨激昂地演講了一小段，聽起來非常像他後來半夜去天安門廣場給學生講的、加速他自己垮台的演說。他表示同情學生和工人，希望他們在損害健康之前放棄絕食，並承諾與之對話。

然而，事情迎來殘酷的轉變，坦克開過來，很多人被殺，之後對異見活動的鎮壓比中國發生過的任何一件事都要強硬野蠻——直到習近平近年的高壓措施。正如多年後二○一四年香港的民主示威一樣，示威者身在戰略上未曾計劃的事件之內，贏得道德高地之餘也搶佔了一個以後可能爭取到更大進展的有利位置，然而很難知道何時應該退場。對社運人士而言，戰略性撤退和重新集結看似綏靖和投降，但儘管這些做法很難掌握時機又不易組織，卻往往是明智的短期策略，有時甚至是明智的長期行動。

所以我在中國政治方面有些受傷和失望的經歷。一九八九年中國當局殺害學生和其他人士〔香港一名共產黨走狗商人說是「風波」（kerfuffle）〕敲響了香港的警鐘，讓人擔心僅僅在八年後就要回歸中國主權預示著甚麼命運。可以理解，加快香港民主化的運動變得更為劇烈。

《中英聯合聲明》是英國與中國在一九八四年簽訂，並在一九九七年起持續生效五十年的國際條約，而《基本法》則是根據該條約為香港制訂的中國憲法，兩者本來旨在保證香港在北京恢復主權後繼續自由和殖民地的生活方式。至於要怎樣確保中國遵守約定呢？前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肯定特別關注這個問題，所有跟中國有關的事，他都是主持神聖教理部的紅衣樞機主教。他有次評價中共官員說：「他們就是惡棍，以前是，現在是，以後也永遠是。」那你該如何應付那些「惡棍」（我可從來沒用過這個名詞來形容中國領導人）呢？每次他們像慣常一樣來電提醒你說，沒交保護費的人都在海裡「跟魚睡覺」了，你是不是就馬上乖乖送上銀子？主教似乎就是這樣想的。他接受了常規的敲詐勒索作為正常外交實務的一部分，然後搔首弄姿試圖讓事情看來不那麼有失身分。

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柯利達爵士抵抗了他的政治長官向世界（尤其香港）的保證：英國會確保香港保有多元自由。他不是唯一一個想當皇帝或至少在背後假傳聖旨的御史。儘管他是個聰明人，卻是極少數的一位從未真正接受公務員權力終有界限、此後應由民選政客接手的官員。

《聯合聲明》簽署後，不管以前如何，英國政府的政策現在已經很明確：香港要民主化。民主會穩步紮根，讓老百姓有方法保護自己，以免自由被侵蝕。這在國會內外、在公在私都有說過。我一直很驚訝，竟然有人建議我們別理會在下議院許下的承諾。一些人擔心英國最後的帝國姿態是將一個自由社會拱手交給世上最後一個極權主義大國，過程耍的是掩眼法的多，不見得透明。那麼，英國公開宣布的對港政策是個萬能答案，就是要來回應這些人。我去香港當末代總督的背景就是這樣。 （相關報導： 英國末代港督彭定康：看好台灣民主價值的未來，認為極權主義不會善終 ｜ 更多文章 ）

＊作者彭定康（Chris Patten），前香港總督，現任牛津大學校監。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末代港督的告解》（First Confession: A Sort of Memoir）第八章（一八四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