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英國，如今活躍於英、美兩國的史學大師賽門．夏瑪（Simon Schama）曾說：「歷史充滿爭論。」遺憾的是，這種爭論往往反映出根深柢固的態度，甚至是偏見，而不是以面面俱到的方式來仔細檢視證據和論述。當我們對歷史事件的解讀確實對現在具有重要意義時，這種情況更為嚴重。當代關於帝國的爭論因為充斥著許多先入為主以及過度輕率、籠統的觀點，因此帶來了許多傷害，而香港在這爭論中具有一定重要性——那裡是我以英國末代港督身分度過五年歲月的地方。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我曾在香港的告別演說中表示，如今已沒有人會試圖為帝國主義辯護，但就在撰寫此篇前言的這個當下，腦海裡還是浮現了中共為了鎮壓、統治新疆和西藏而編造出來的論述。對於現代而言較有意義的，不是我們能否替殖民統治辯護，不是我們能否用當代價值觀來評斷過去數千年歷史，甚至一一列舉帝國統治遺留下來的優良制度，而是應該去探討帝國如何形成以及成因為何。普遍認為，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隨著我們將香港這個殖民地〔或稱為「屬土」（territory），藉此掩蓋自身的尷尬〕移交給中國，大英帝國正式宣告落幕。然而，究竟是什麼造就了大英帝國？
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和帝國主義捍衛者約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有一句名言：「大英帝國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情況下建立的。」帝國的建立，基本上是由於一連串錯誤、意外、意想不到的後果，以及對這些事情的反應所造成的結果。這也是珍．莫里斯（Jan Morris）的觀點，她不但出版了一部精湛的帝國史，也撰寫了一部描述香港的最佳著作。縱觀這個英國殖民地的歷史，無疑印證了她所說的帝國歷史是「零零碎碎」的說法。不過，位於北迴歸線以南、靠近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南方海岸「零零碎碎」的島嶼，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形成帝國的那些零碎元素不可同日而語。 （相關報導： 台海兩岸關係趨緊，流亡台灣港人面臨何種新恐懼 ｜ 更多文章 ）
九龍四山以南的群島，包含九龍半島、各島嶼、岩石、和「香港」等領土，是英國戰勝衰落中的大清帝國後，所贏得的戰利品。這些地方讓各家英國貿易公司（有名的香港各「洋行」的前身）有了一個根據地能在澳門和廣州開展業務，將生產於印度的鴉片恣意運往中國販賣。英屬印度的龐大開支有一部分就由鴉片收入來支應。從此，中國這個偉大的文明大國不再能夠要求中國人所謂的西夷「恪遵禁令」，自然也就無法遏止這種貿易全球化的惡例。一八四○年代初期的砲艦外交，以清廷戰敗告終，並必須根據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割讓領土。不過，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上校（Captain Charles Elliot）雖然以海軍武力強取戰利品，但包括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在內，許多人都覺得只是雞毛蒜皮的收穫：港口、幾個零散島嶼和許多岩礁，故對中國掠奪規模太小的結果而失望。可能也是因為如此，後來義律才會只被任命為臨時代辦，派駐於新成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而且後來的最高職務也不過就是蕞爾小島聖赫勒拿（Saint Helena）的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