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張愛玲
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汪政權時期，張愛玲在上海寫小說而一舉成名，當時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傅雷曾以「迅雨」筆名，寫文章推崇張愛玲。他認為張愛玲的作品把情欲和命運的交織，描寫得淋漓盡致，又對小說中人物有深切的憐憫，她的小說在結構、節奏和色彩上都有極高的成就。也有左翼的文壇前輩規勸她最好「韜光養晦」，以待「河清海晏」。可是篤信「成名要趁早」的張愛玲並不領情。
大陸易手後，張愛玲曾在上海待過一段短時間，也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夾在幾百位穿列寧裝的作家同志之間，顯得相當突兀。她也嘗試過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寫了長篇小說《十八春》和「舊社會」的婢女《小艾》，但並不成功。對那種講典型、套公式的社會主義新文學手法，她唯一的感覺是格格不入，無所適從。
借著小說人物，張愛玲倒是敏銳的觀察到：「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憑著小說家的直覺，她很快感到氣氛不對勁，意識到她所熟悉的舊世界，她所瞭解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於是她設法出走，有驚無險地去到了香港。
憑著小說家的直覺，張愛玲（見圖）很快感到氣氛不對勁，意識到她所熟悉的舊世界，她所瞭解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取自維基百科）
當初期待張愛玲在題材上能夠「改換一下視線的角，放眼遼闊的生命」的傅雷，盼到了「河清海晏」的時代，他自己反而無法「放眼遼闊的生命」。在經歷了反右、文革的一連串羞辱折磨後，傅雷與妻子兩人在上海家中自殺身亡。
革命志士的庇護所
在中國近代史上，租界曾是革命志士的庇護所。鴉片戰爭之後，一位上海和香港洋行的買辦王韜，根據歐遊觀察所見，著書立說，倡言變法。他強調，船堅炮利只是西洋的皮毛，應該學的是船堅炮利背後的一套法律和憲政制度。他的著作《弢園文錄外編》在上海租界和香港大行其道，在中國內地卻是一本禁書。另一位上海洋行買辦鄭觀應出版了《盛世危言》，力陳變法維新應從制度著手。他認為中國人應取法英國的君主立憲，有議院則民志可伸，「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
王韜、鄭觀應的書在香港大行其道的時候，有一個醫科學生孫逸仙深受影響。孫北去上海，會見了他所仰慕的這兩位洋行買辦，孕育了他心中振興中華的革命大業。
共產革命萌芽時期的一個學生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蕭三曾回憶，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也是少年毛澤東愛讀的一本書。
這就顯示出租界與革命的關聯了，因為言論和出版自由只有在租界的蔭庇下才能存在。
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在上海法租界內舉行的，擔任會議主席的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張國燾。不僅政黨的會議必須在租界舉行，就是學生運動的集會，也須在租界召開。五四時期天津學生聯合會由周恩來、鄧穎超領導的核心組織「覺悟社」，一九二零年一月三日在「維斯理堂」地下室開秘密會議時，成員還特別說明會議地點是在法租界內，「因當時中國地區已戒嚴，愛國運動被鎮壓，毫無自由。」
自由誠可貴，但自由只能在租界裏找到。這是因為中國巡警不得進入租界，中國法院的判決，在租界內無法執行，因而才保存了中國革命的種子。
革命雖然需要普羅大眾，但鼓舞群眾使他們敢說敢想敢造反的精英分子，卻往往必須在租界的蔭庇下策劃革命。
沒有租界，便沒有中國的革命。這個看似荒謬的辯證關係，卻是一個歷史事實。
收拾租界的使命
不僅革命志士需要租界的蔭庇，就是文人作家也只有在租界的保護下，才能獲得創作自由。被毛澤東捧為「文化巨人」的魯迅，後半生是在上海租界內度過的。
被毛澤東捧為「文化巨人」的魯迅（見圖），後半生是在上海租界內度過的。（取自維基百科）
中共建國後，租界不存在了，文人作家也就失去藏身之所。在歷來「運動」的衝擊之下，不甘受辱的，只好投水的投水，自殺的自殺。忍得住羞辱的，也只能灰頭土臉的過日子，更別說創作了。如果說，租界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則這些文人作家當年似乎還能在恥辱中苟延性命，但在沒有了租界的中國土地上，他們卻活不下去了。這說明了什麼呢？
誠然，租界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租界的存在從正面從反面激起了革命思潮，孕育了革命的種子，可是革命成功之日也就是租界的生命結束之時。租界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革命志士亦須完成收拾租界的使命。這是一個必須兌現的民族主義諾言。
在抗戰結束之前，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就照會英國駐華大使，聲明中國保留收回九龍租借地之權。中共建政後，本著「暫不收回，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使香港得到了續命湯，成為中國碩果僅存的最後一個租界。
租界在中國大陸成為歷史名詞後，港九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膨脹。
一九四五年，港九人口只有六十萬，一九五三年已超過兩百萬。從一九八二中英談判，經過八九／六四，到九七「大限」期間，香港陸續又出現了一波接一波的向外移民潮，其中不少人是為拿外國護照當護身符再返回香港的。也陸續有大陸來港人員的填補，所以香港人口的波動基本不大。九七後人口仍有繼續上升的趨勢。
無可取代的「價值」
現在又有了新情況。二○二○年初，香港人口仍有近七五○萬人，港區國安法在這一年六月頒佈至今，香港移出人口迅速增加，主要是擔憂「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最常見的情形是由老一輩留守香港，扛起魯迅所說的「黑暗閘門」，讓兒孫輩到外面去尋生路。這也是我們近日在香港機場常見的情景。
當然，大陸人口的移入很容易填補香港精英移出造成的空缺。
靠攏港府的文化人不免要嘲諷那些移居英國的港人將面對倫敦老舊的地鐵，不靖的治安和新環境生活中的諸多不便。但老舊的英國至少還保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學校通識教育的歷史課程沒有禁忌。這是目前國安法統禦的香港無法提供的。
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對香港「充分利用」是基本國策，結果經濟突飛猛進，大城市紛紛崛起，對香港的依賴不斷降低，香港的利用價值也相對減少。九七年回歸時，香港經濟產值佔中國GDP的比率仍高達18.4%，現在已不到3%。這是近日中共對香港頤指氣使的「底氣」所在。
對中共來說，東升西降，東風壓倒西風，似乎已是必然的趨勢。但在「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口號下，令人擔憂的倒是回歸前後兩種不同的管治手法在香港產生的杆格，及其凸顯的價值觀念差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港參加「香港回歸25週年」紀念活動，並且參加特首李家超的宣誓就職。（資料照，美聯社）
香港市民感覺到過去所熟悉的香港已逐漸消失了。引人深思的是，香港這個大城市的「國際性」會不會進一步消褪？英國普通法的法制傳統是否會開始式微？香港人所認同的自由、法治、人權等核心價值是否會在不斷的衝突碰撞中消失？
要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計劃，硬體設施也許不難解決，但要在制度、法律、經貿溝通機制方面接軌，恐怕不如京官想像中那麼容易。
從世界競爭力的角度來看，二○二一年在六十四個經濟體中，香港排名第七。在政府效率和商業法規上，香港仍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營商環境。香港初始股的市場募資在全球排名數一數二，也是歷來資金淨流入的地區。這是香港金融界的專業人員不肯離去的原因。
目前大陸的上海深圳還無法取代香港，因為支撐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是司法獨立和普通法體系，體現的是港人所認同的一套價值觀。
然而共產黨並不認同這套價值觀，它所設想的是另一套改造香港人心的社會工程，其中包括被香港新世代視為「洗腦」的歷史通識課程。在強加於港人頭上的港區國安法統禦下，新聞和網絡媒體被迫關閉，非政府組織被驅逐，香港蓬勃的公民社會面臨瓦解。言論和思想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已被「紅線」壓頂。
在香港年輕人眼裏，共產黨已經綁架了中國，現在又要來綁架香港。已經綁架了大陸人的心靈思想，現在又要來綁架香港人的心靈思想。
曾經作為最後一個租界的香港，好像一個弱小的母親，張開雙臂，庇護了一批又一批避秦南逃的難民。如今她的命運是否已經註定？
＊作者為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前香港《九十年代》「自由神下」專欄作者，評論文字散見港台報刊，2005年自紐約聯合國總部退休。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最後一個租界 : 香港變局紀事》（允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