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末代宣統皇帝溥儀，在1912年辛亥革命後宣告遜位。而依照民國政府的優待條例，他仍住在紫禁城裡。深居簡出，形同幽禁。1922年，好學的溥儀接觸了白話文學，發生興趣，便透過他的英國老師莊士敦與胡適聯絡，並邀請他入宮一見。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溥儀是中國三千年專制皇權的最後一位皇帝。兩人的見面自然引起時人的議論，特別是許多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也期期以為不可。魯迅在一篇文章中質疑胡適，調侃他見到遜帝是否要跪下來磕頭還是向他宣講杜威主義？面對外界的批評，胡適自己在《宣統與胡適》一文中，這樣寫道：「一個人去見另一個人，本也沒有什麼稀奇。清宮裡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國人腦筋裡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乾淨。所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變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在胡適眼中，溥儀不只是遜位的君主，更是一位寂寞的少年。胡適見溥儀，沒有增加半點溥儀的權威，可是見到胡適這位真正自由主義者的平等與包容，更顯出胡適的偉大。
馬克思說過，「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分工下，人被徹底的異化，人不再主宰他的創造物，反而成為他創造物的奴隸。特別在勞動中，人的角色徹底地工具化與片面化。人不是被整體多面向的對待。所以人的解放，就是要從這種單一化解放出來，承認人的各種角色與需求。新馬克思主義者馬庫色在他《單面向的人》一書作了進一步的闡釋。他指出在發達工業社會無論資本主義國家或共產主義國家，人們都服從於科技理性，為了生產而服務。在資本主義國家看似自由，但在消費主義主導下，一切商品化的結果，人的多義性、多面向的本質與需要都被壓抑，成為單面向的人。
這種將人單面向化的情況在臺灣不只是為了經濟生產服務，政治上也被徹底地利用。不少人用一種二元、扭曲甚至雙標的道德要求去對待他人，一切的事物與活動只能服務於某一特定的意識形態，這就已經到了接近法西斯的地步了。日前俄羅斯女高音安娜涅翠布柯(Anna Netrebko)受邀來臺，文化部以臺灣對於戰爭的態度沒有模糊空間為由取消了她的演出。一位女高音她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她可不可以有自己對政治的態度與理解。當我們購票需要事前知道她的政治立場嗎？我們在音樂廳是去聽她的美聲還是聽她政見發表？如果只用道德或政治標準來評價藝術，那該有多少書籍和藝術品必須銷毀，多少音樂停止必須演奏，那我們與秦始皇、希特勒的距離又相去多少？
同樣的片面化思維也出現在對於馬英九前總統訪陸祭祖這件事情上。有的批評不斷強調他的政治身分，甚至上綱到國家認同，做人身攻擊。這些批評都刻意忽略馬英九為人子孫慎終追遠的一面，而這個面向也明明存在於綠營政治人物身上。
一個成熟文明的社會應該試著從多面向完整的看待一個人。對於公眾人物的言行舉止，固然有可公論之處，但是社會也應該建立起一套規範，或者評論者的自我底線。對於什麼是該批判和質疑的，什麼是不該批判的，什麼又該是保留的，有一套標準。希望我們的社會與評論者對評論對象能承認他們作為一個人有其多元複雜的面向，在他們諸多的面具下，還有一點人性的假設。這種對受評論者的保留，也是對評論者自己的尊重，承認自己留有人性的溫度與情味。 （相關報導： 許博允觀點：政治干涉文化藝術的不智！不當！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