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色恐怖受害者到黨外運動先鋒
派系鬥爭是導致白色恐怖的重要原因，卻不是唯一原因。如果說孫立人和陳誠的部下被指控為「匪諜」純粹只是羅織的，那麼其他在1949年跟來台灣的外省軍民，因為並非都來自忠於蔣中正的嫡系部隊，而且還有不少人是所謂「自新」的前共產黨人，自然令蔣家父子緊張萬分，把他們列為政治整肅的頭號目標。
楊孟軒的研究指出，50年代外省人在台灣的人口只佔10%到15%，可是遭到白色恐怖迫害的比例卻高達整體白色恐怖受害者的46%，其實是本省受害者的六到七倍。到底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才是蔣家政權迫害的首要目標，這個數據已經提供了顯而易見的證明，很多政治人物動不動就指控外省人為威權統治幫兇，或者蔣家政權擁護者的行為既違反了歷史事實也不負責任。
所以等到50年代最危險肅殺的時代過去以後，最早站出來要求蔣家父子推行民主的正是以胡適、雷震、殷海光、傅正以及費希平等外省自由派文人精英。正如筆者先前所寫，來台灣的102萬外省人中軍人只有60萬。這些外省知識份子都是在大陸時期支持蔣中正反共的先鋒，早期由他們所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同樣也是政府的傳聲筒。
可是進入60年代以後，他們認為中共的威脅已經消退，台灣如果想要持續獲得自由世界及海外華人的支持，就必須要在政治體制上做到比大陸更加進步。他們將目標轉向了台灣的戒嚴體制，批評蔣中正不斷連任總統，進而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推動「民主化」、「自由化」乃至於「本土化」。哪怕是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的台獨主張，最早也是由外省人雷震所提出。
最終蔣中正難以容忍，下令逮捕雷震並關閉了《自由中國》雜誌社。外省文人被迫轉趨低調，卻仍難以避免遭受政府的跟監或迫害，哪怕是長期替政府說話的歷史學者黎東方、吳相湘與郭廷以都因為受不了國民黨而移居海外，要在外省文人中找到真正喜歡蔣家的幾乎是零。這也是何以傅正與費希平等外省精英，會在80年代成為民主進步黨創黨元老的原因。
第一代外省人與蔣家的「和解」
顯見外省第一代與蔣家父子的恩怨，很難用簡單的一兩句話來形容，如果真的要形容的話，應該是愛恨交織的。比如胡璉雖然晚年不得意，對「老校長」蔣中正卻還是畢恭畢敬。遭到軟禁多年的孫立人，在重獲自由以後更是多次在探望他的舊部或者記者面前為蔣中正辯護，顯見他們並沒有因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埋怨國家或者政府。
甚至隨著兩岸開放交流，就連那些被抓壯丁來到台灣的老兵，也開始出現「被抓來台灣未必比較糟糕」的想法。尤其是他們目睹到大陸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後不只變得貧窮，家鄉親朋好友也變得貪婪無比之後，更相信1949年來到台灣是正確的決定。60萬外省老兵當中，在對岸改革開放後回到大陸定居者不過才10,000人，其實就是最好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