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哪個族群最恨蔣家父子？是主張「去蔣化」與「去中國化」的台獨人士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縱然獨派與民進黨人在言語上否定蔣家，但是在政策的推行上，蔡英文政府恐怕是蔣家父子最堅定的追隨者，尤其是在反對中國共產黨這一點上。如果硬要說蔣家和民進黨的反共有何不同，恐怕只在於蔣家還有統一大陸的想法，民進黨追求的則是台灣和中國一邊一國。
可是自1954年12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署以來，蔣中正已經將能否對大陸發起武力反攻的決策權交給了美國。蔣中正在八二三砲戰爆發後又接受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的建議，追求以和平手段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到了1965年，中華民國海軍經歷了三大海戰的失敗後，就連蔣中正瞞著美國私底下推行的「國光計劃」也被迫放棄。
至於民進黨政府試圖推行的法理台獨，早在陳水扁時代就遭到了美國的激烈反對，只能承認「辦不到就是辦不到」。蔡英文在2016年上台後，不再如過往的陳水扁一樣走法理台獨的道路，轉而尋求台灣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尋求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聯合美國防止台澎金馬落入中共手中，為今天的民進黨和戒嚴時代的國民黨之間最大的共同點。
那麼中國共產黨是否痛恨蔣家？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從1927年到1949年這段時間，因為這段時間的中共屬於遭受中央政府圍剿的弱勢一方，蔣中正又是國府裡最堅定的反共領袖，中共不仇恨他還能仇恨誰？等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在中華民國難以反攻大陸的情況下，兩岸統一的最大阻礙實際上正是蔣家父子。
然而事過境遷，如今兩蔣父子已相繼去世，而且中共也取得了內戰的勝利，自然不會再以過去的仇恨視角看待國共內戰。這個世界沒有勝利者仇恨失敗者的道理，因此當今中共自然不會是最恨蔣家父子的那一方。那麼最痛恨蔣家父子的族群究竟是誰呢？答案可能讓許多讀者感到意外，因為對蔣家父子最為痛恨的可能正是那些看起來最效忠蔣家父子的「深藍」人士。
先來談外省人的「出埃及記」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筆者過去在很多文章裡討論過，就是當年來台灣的外省族群背景與成分十分複雜。根據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葉高華的研究，從1945年到1955年之間共計有102萬來自大陸的軍民湧入台灣，其中80萬人是男性，女性數量則僅有22萬。這102萬多外省人當中，約有60萬人是替軍人蔣家父子作戰的軍人。
按照一般的刻板印象來看，這60萬名軍人應該都是最忠於蔣中正的榮民子弟兵，然而這樣的論述其實可能只有一半是正確的。根據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楊孟軒的考察，有相當大比例的老兵其實是在1949年到1950年之間被國軍強行拉壯丁來到台灣的。他發現光是在總人口僅50萬人的舟山島，就有13,000名壯丁被強拉到了台灣來。
就算是來到台灣以後，也還是有不少青年男子因為政府的需要，被強迫放棄讀書的機會而入伍從軍，著名的山東流亡學生案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些在國軍槍口逼迫下，與自己大陸親人分離40年以上，失去讀書機會，甚至不被允許娶妻生子的外省老兵提到蔣家父子能不痛恨嗎？就筆者的一些訪談經歷，恐怕比二二八事件的本省受害者還要痛恨個10倍以上。
當然並非所有的軍人都是被強迫來台，1949年的大江大海對許多外省人而言仍是一個追求自由的「出埃及記」，畢竟只要是當過國軍者，或者是被中共列為「黑五類」的平民百姓，凡1949年以後留在大陸者就算僥倖存活了下來，也難逃瘋狂的政治整肅。因此就算要遠離故鄉親人，許多外省人還是透過各種不同方法，包括主動報名從軍來到台灣。
然而志願來到台灣，是否就一定等於效忠蔣中正？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本來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統一的國家，並非所有來台灣的老兵從頭到尾都效力於蔣中正的中央軍。他們可能來自閻錫山的晉綏軍、楊森的川軍以及白崇禧的桂軍。從郭冠佑的研究，我們還發現有不少老兵其實是來自滿洲國及汪精衛政權的「偽軍」，更加增加了來台外省人的複雜性。
「天之驕子」也未必全都可靠
所以懼怕共產黨與毛澤東才是外省族群不顧一切，追隨蔣中正來到台灣的真正原因。如果後來領導台灣的領袖變成閻錫山（事實上領導政府完成遷台的確實是時任行政院長的閻錫山）、楊森或者白崇禧，相信多數外省軍民仍然會高呼「閻總統萬歲」、「楊總統萬歲」或者「白總統萬歲」。重點是要有一個軍事強人來領導自由中國反共，而非是由誰來扮演這個軍事強人。
當然來台灣的軍人當中，還是有一批人是相當效忠蔣中正的，尤其是被視為「天之驕子」的空軍，甚至享有比其他外省老兵更優渥的條件，能把眷屬通通一起帶來台灣。然而根據一位定居高雄岡山，長期接觸老空軍的前輩描述，其實這些眷屬同時也是蔣中正控制飛行員，不讓他們叛逃的變相性「人質」。既然是「天之驕子」，為什麼還要特別防範呢？
想要軍人發自內心忠於政府，榮譽感在這過程中扮演了非常大的作用。正如筆者過去投稿時所寫的，如對日抗戰從頭打到尾的中央軍嫡系部隊陸軍第71軍而言，就算軍長陳明仁想要叛逃，他手下的部隊也會「反叛逃」，最終重新回到國軍陣營裡來。從空軍的角度來看，同樣是那些經歷過對日抗戰，尤其是擊落過敵機的飛行員最有榮譽感，對蔣中正的忠誠度也最高。
不過仍有許多飛行員，雖然在抗戰時加入了空軍，卻還來不及上戰場，日本就已經投降了。在美國學會了一身飛行技能，不能用來打擊侵略者，卻只能駕駛著P-51、P-47、B-25以及B-24等美製飛機轟炸同為中國人的中國共產黨。此種「轟炸同胞」的羞愧感不只打擊士氣，還讓部份飛行員產生了投共的想法，導致政府決定以他們的家人為「人質」迫使他們來到台灣。
如果說空軍軍官學校畢業的學生當中，真正有投共想法的還是少數，那麼飛行士校的畢業生對政府而言更是要加倍提防。雖然同樣都是飛行員，且原本是飛行士官的飛行員到了抗戰末期也都轉正成為了軍官，但是卻還是難免遭到空軍官校畢業生的歧視，乃至於政府或軍方的差別待遇。這是為什麼投共的飛行員當中，有相當大比例來自於由飛行士校畢業生組成的第11驅逐大隊。
爭奪接班人的派系之爭
空軍叛逃的飛行員人數還是相當稀少，陸軍的情況則更為複雜。在1949年大陸撤退時，手握台灣軍事大權的兩人分別為東南軍政長官陳誠以及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他們都是對日抗戰的英雄，也是100%效忠蔣中正的嫡系將領。不要忘了自1948年徐蚌會戰失敗後，蔣中正已辭去了總統大位，接替他出任代總統的李宗仁又逃亡到了美國，因此中華民國的實際元首為行政院長閻錫山。
不過因為晉綏軍的主力沒有跟著來到台灣，手中沒有部隊的閻錫山難以與效忠蔣中正的陳誠、孫立人對抗，才讓蔣中正有了在1950年3月復行視事的機會。等到韓戰爆發，美國重新對蔣中正伸出援手以後，台灣的局勢已定，孫立人與陳誠對蔣中正的重要性逐漸降低。隨即掌握警總、情治以及政戰體系的蔣經國為了爭奪接班人的地位，開始向孫立人與陳誠兩大抗日反共功臣開刀。
許多隨政府來台灣的前「偽軍」和前「共軍」，突然搖身一變成為蔣經國整肅孫立人和陳誠的爪牙。其中孫立人因為與美國關係好，讓蔣經國逮到了整肅的理由，以郭廷亮案為契機將他軟禁到李登輝在90年代上台以後才重獲自由。陳誠則因為身居行政院長高位，又是蔣中正的浙江同鄉且作風小心謹慎，令蔣經國難以找到下手的機會。
可是等到陳誠在1960年過世後，蔣經國立即把目標對準了「土木系」將領中戰功最彪炳的胡璉將軍，把他外放到西貢出任中華民國駐越南共和國大使。胡璉一度差點遭越共殺害，雖然最後平安回到台灣，卻也因此失去了在部隊裡的影響力，直到1977年病逝為止。許多孫立人與陳誠的舊部，因為受到政治牽連的關係，對蔣家父子尤其是蔣經國同樣有相當程度的牴觸情緒。
當然蔣經國對孫立人與陳誠的舊部也不是只有迫害，他同樣也拉攏了一批人成為自己的骨幹。比如與胡璉併列為「土木系」名將的高魁元、曾獲孫立人提拔的郝柏村還有中美空軍混合團出身的飛行員郭汝霖，都因為站對邊的關係得到經國的重用。也因為這個原因，今日陸軍的主體嚴格意義上仍是由孫立人跟陳誠的部隊演變而來，很難說這兩個體系的人是絕對的擁蔣或者反蔣。
從白色恐怖受害者到黨外運動先鋒
派系鬥爭是導致白色恐怖的重要原因，卻不是唯一原因。如果說孫立人和陳誠的部下被指控為「匪諜」純粹只是羅織的，那麼其他在1949年跟來台灣的外省軍民，因為並非都來自忠於蔣中正的嫡系部隊，而且還有不少人是所謂「自新」的前共產黨人，自然令蔣家父子緊張萬分，把他們列為政治整肅的頭號目標。
楊孟軒的研究指出，50年代外省人在台灣的人口只佔10%到15%，可是遭到白色恐怖迫害的比例卻高達整體白色恐怖受害者的46%，其實是本省受害者的六到七倍。到底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才是蔣家政權迫害的首要目標，這個數據已經提供了顯而易見的證明，很多政治人物動不動就指控外省人為威權統治幫兇，或者蔣家政權擁護者的行為既違反了歷史事實也不負責任。
所以等到50年代最危險肅殺的時代過去以後，最早站出來要求蔣家父子推行民主的正是以胡適、雷震、殷海光、傅正以及費希平等外省自由派文人精英。正如筆者先前所寫，來台灣的102萬外省人中軍人只有60萬。這些外省知識份子都是在大陸時期支持蔣中正反共的先鋒，早期由他們所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同樣也是政府的傳聲筒。
可是進入60年代以後，他們認為中共的威脅已經消退，台灣如果想要持續獲得自由世界及海外華人的支持，就必須要在政治體制上做到比大陸更加進步。他們將目標轉向了台灣的戒嚴體制，批評蔣中正不斷連任總統，進而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推動「民主化」、「自由化」乃至於「本土化」。哪怕是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的台獨主張，最早也是由外省人雷震所提出。
最終蔣中正難以容忍，下令逮捕雷震並關閉了《自由中國》雜誌社。外省文人被迫轉趨低調，卻仍難以避免遭受政府的跟監或迫害，哪怕是長期替政府說話的歷史學者黎東方、吳相湘與郭廷以都因為受不了國民黨而移居海外，要在外省文人中找到真正喜歡蔣家的幾乎是零。這也是何以傅正與費希平等外省精英，會在80年代成為民主進步黨創黨元老的原因。
第一代外省人與蔣家的「和解」
顯見外省第一代與蔣家父子的恩怨，很難用簡單的一兩句話來形容，如果真的要形容的話，應該是愛恨交織的。比如胡璉雖然晚年不得意，對「老校長」蔣中正卻還是畢恭畢敬。遭到軟禁多年的孫立人，在重獲自由以後更是多次在探望他的舊部或者記者面前為蔣中正辯護，顯見他們並沒有因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埋怨國家或者政府。
甚至隨著兩岸開放交流，就連那些被抓壯丁來到台灣的老兵，也開始出現「被抓來台灣未必比較糟糕」的想法。尤其是他們目睹到大陸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後不只變得貧窮，家鄉親朋好友也變得貪婪無比之後，更相信1949年來到台灣是正確的決定。60萬外省老兵當中，在對岸改革開放後回到大陸定居者不過才10,000人，其實就是最好的證明。
除了認清了共產黨統治下大陸的情況外，另外一個讓第一代外省人在90年代以後重新評價蔣家的原因是民進黨的台獨化。「民主化」、「自由化」與「本土化」本來就是第一代外省人所追求與支持的。其中新1軍老兵楊伯伯就告訴過筆者，他對「兩個中國」的理念並不排斥，如果兩岸的代表都能夠留在聯合國會是一件好事。
然而要讓台灣完全脫離中華的概念，成為一個與中國完全互不隸屬的國家，他們在心理上還是無法接受。更何況部份深綠政客擅於操弄族群政治，把第一代外省人通通都視為「外來政權」的代表，甚至以「外省豬」稱呼之，當然讓他們更加只能以擁護蔣家為手段來捍衛自己的意識形態，乃至於整個外省族群在台灣生存的利益。
換言之第一代外省人的角度而言，他們對蔣家父子或許稱不上「感謝」或者「原諒」，但卻也至少願意「和解」了。筆者就曾親眼目睹，一位在韓戰期間被逼迫來台，且遭受過白色恐怖迫害的共軍戰俘，在去年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中為蔣萬安拉票的情況。總之促使第一代外省人與蔣家和解的，還是共產黨的暴政和台獨政治人物的族群歧視。
對蔣家從崇拜到不屑
寫到這裡，基本上讀者們應該可以知道，外省第一代並非我們所想的那般與生俱來就是蔣家父子的追隨者。他們也是經歷了70年的各種痛苦與哀愁，靠著自身努力換來一個還算不錯的晚年之後，才體認到蔣中正或許不是一個高明的領袖，卻可能是眾多壞蘋果中一個比較不壞的選擇。最起碼在到了台灣以後能逃過中共的政治鬥爭，不必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折騰。
尤其蔣經國成立了退輔會，為退休的榮民安排輔導就業，讓他們晚年在身體與精神上都得到充足的照顧，使得即便是當年被拉伕來的壯丁也很難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所以無論他們在大陸時代如何看待蔣中正，在到了台灣以後多數都成為了自由中國的捍衛者。他們多數與台灣女性通婚，也成為了當今臺灣人的父親或者爺爺，獲得2,300萬人不分族群的推崇。
然而外省第二代就不一樣了，他們自幼在學校裡接受了國民黨版本的愛國教育長大，幾乎天生就認為蔣中正跟蔣經國父子是偉人。哪怕是來自遭遇白色恐怖迫害的家庭，也會在父母的警告要求下接受黨國版本的愛國教育。對中國近代史的解讀，他們照單全收了一切來自政府想要他們接受的觀念。他們不只對反攻大陸深信不疑，相信台灣就是中國，甚至於蔣中正就是中國。
所以筆者在這裡提到的「深藍」，其實不是外省第一代，而是這些從小接受愛國教育長大，自認為中國唯一代表的外省第二代乃至於同樣對黨國教育深信不疑的本省人。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以前，他們確實對中華民國等同於全中國的概念毫無思考的照單全收。但是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乃至於中日以及中美斷交後，他們對國民黨開始出現了鬆動。
對蔣家父子的愛戴，也逐漸從質疑變成了不屑。這樣的不屑，反應在當今許多外省二代以及本省「深藍」對中共政權毫無保留的擁護之上。雖然他們表面上仍強調自己「捍衛中華民國」與「尊敬蔣家父子」，可是在行動上卻完全違背蔣家父子反共抗俄的信念。這種不屑到底從何而來？受限於篇幅，等下周再來討論。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