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文觀點：性騷擾案件的處理辦法—我們可以從美國的MeToo運動裡學到什麼

個人猜測，在沒有受過任何性平教育訓練的情況下，一般公司、學校、政府部門裡的主管，如果遇到下屬提出申訴，說自已被同事A騷擾時，受理申訴的人，大概會有的、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就算我相信你被騷擾，你要怎麼證明A騷擾你呢? 」

我估計大部份的性騷擾案件應該都是這樣結案的。你說他摸你、讓你覺得不舒服。證據呢? 證人呢? 沒證據、沒證人，我又不是神仙，你覺得我要怎麼幫你? 

因為性侵、性騷擾都很難證明，而公司主管既不是神探、也不是包青天，他們更不像警察有調查權。因此，主管就算想幫你，他也幫不了你。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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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先別那麼快下定論。我們來複習一下這幾年美國發生的MeToo 運動，看看能不能從中間學到些什麼。

MeToo一詞與性騷擾案件的連結，其實在2006年就開始了，但在2018年達到高峰。2018年達到高峰的原因就是因為2017年十月時，好萊塢知名製片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與一位女模在半島酒店見面。兩人見面的前一天，女模去紐約警局報警，宣稱自已被溫斯坦性騷擾。警察們其實收到這種指控好多次了，但一直苦無證據。於是，那天警察們建議她，下次和溫斯坦見面時，要記得錄音。於是，他們兩人見面談話的過程，被完整錄音下來。 雖然，嚴格來說，這錄音也不能證明溫斯坦性騷擾女模、或是有觸碰到女模的身體--沒有人真的看到。但聽完錄音之後，我們都很清楚知道當時發生什麼事，還有前一天發生什麼事。這案子暴發後不久，其它好萊塢女星、女性從業人員們，紛紛站出來，公開談論自已當年被溫斯坦性騷擾、甚至性侵的經驗，至少有八十位女性出來指控他。

因為2017年的錄音，加上八十多位女星與電影產工作人員出來指控，大家才發現，原來，一個人要證明自已被性侵、性騷擾，是那麼難的事、可以說是根本是不可能。 更別說這些女星，為了保住自已的飯碗與前途，根本不敢得罪在電影產業裡最有權有勢的溫斯坦。

因為提不出具體證據，女藝人一出面指控知名男士性侵或性騷擾，都會被大家質疑—他那麼紅，是你自已去勾引他的吧? 他那麼紅，是你想蹭他的知名度吧? 民眾對於女性的質疑

，造成了對性侵加害者有利的「強暴文化」（Rape Culture）--女性沒辦法證明自已被強暴，因此，她的指控，就是說謊。一旦受害者對加害者提告的話，因為提不出證據，大家只覺得這女人想紅想瘋了、自已主動去勾引知名男士，然後還想利用男方名氣成名。

所以女人被強暴的話，要閉嘴才好。一出來說自已被強暴，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

溫斯坦懂這道理。他知道，憑他在電影界的影響力，他想強暴誰，就可以強暴誰。懂這道理的，不止有溫斯坦，還有另外幾位家喻戶曉、非常有影響力的男士。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民進黨性騷擾案連環爆，賴清德選情面臨危機 ｜ 更多文章 ）

2018年接連爆發了好幾起被名人強暴的女性，出來談論自已過去被這些名人性侵的事件。她們的證詞，讓大家清楚地領悟到，應該要更認真地去聆聽受害者的說法、不應該因為她們拿不出證據、也沒有證人願意幫她證明，就完全不相信她們。

這些名人能夠成功地連續性侵那麼多女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都不相信這些女人當初的指控。

在收到性侵、性騷擾的申訴時，毫不作為，這就是支持強暴文化最好的方法。

雖然說我們應該要認真聆聽受害者的說法，要相信她們，但制度、文化、個人到底要怎麼面對、處理這些指控，也很重要。MeToo之後，有些人以為，因為性侵、性騷擾無法用證據、證人來證明，因此，我們應該要把所有指控都當成真的看待。

但是，所有指控，都是真的嗎? 去年我們都觀賞了安柏·赫德與強尼·戴普的案子。這一案讓我們發現，當年，因為大家馬上就相信赫德的指控，因此造成無辜的戴普，馬上被片商辭職、甚至被好萊塢「取消」(cancel，是拒絕看他們的電影、電視、讓他消失之類的意思)。但事件演變到後來，似乎女方當初的指控都是捏造的。赫德不是家暴的受害者，而戴普才是虛假指控的真正受害者。

因此，我也不贊成，一有人指控，該單位就馬上把被指控的人辭掉。目前似乎很多單位，尤其政黨，都打算用這個方法，來處理眾怒的問題。但這根本就沒有處理到真正的問題。夠多人生氣的話，我就把那個人辭掉--這根本就是看風向、隨風倒，沒有要公正處理事情的意思。

沒有調查、沒有真相。我們需要保護的，是所有的受害者，包括性侵、性騷擾的受害者，還有遭受到虛假指控的受害者。如果我們一聽到指控，就把被指控的人辭掉，那麼，也許我們可以保護到性侵、性騷擾的受害者，但我們卻無法保護到無辜的、受到虛假指控的受害人。

因此，面對性騷擾的問題，有一個恰當的申訴處理的管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是看風向處理事情的話—那麼，社會不會有公平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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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分享一下我在美國觀察到的對性騷擾案件處理的演化。有兩個重點，是我覺得值得學習的地方。

第一，就是在美國，一個人在職場被騷擾的話，他能提告的，不是只有騷擾他的那個人，還有那個面對騷擾案件毫無作為、允許騷擾案件發生的單位—可能是公司、可能是學校。因為公司、學校都不想被告，因此，都會想辦法教育訓練員工，絕對不能騷擾別人。通常這個教育訓練可以透過上一兩個小時的課、或是上網看教學影片、然後通過相關的簡單法律知識測驗來完成。沒有通過相關教育訓練的話，員工就會拿不到薪水。

第二，所有受薪的員工，一旦知道單位裡有性侵或性騷擾的案件的話，都有向單位裡的性平主管（一般叫title IX officer）通報的義務。也就是說，申訴內容可能無法「完全保密」（full confidentiality）—我是你的主管，你跟我說你被性騷擾，我就必須向性平主管呈報，所以性平主管也會知道。但是，申訴人仍然享有完全的隱私權（full privacy），可以決定除了性平主管之外，誰可以知道、誰不能知道，或是要不要公開。但通報過程會完全保護申訴人的隱私權，而不是強迫申訴人要申訴就一定要公開。而性平主管需要清楚相關的法律以及倫理原則。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民進黨性騷擾案連環爆，賴清德選情面臨危機 ｜ 更多文章 ）

最後，我再補充第三點，就是「受理性騷擾案件」，是什麼意思。受理一個案件，是指A跟我說B騷擾她的話，我至少問A一下，具體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具體的騷擾到底是什麼—是B說了什麼?還是他做了什麼？然後我至少也把B叫過來問一問，A說的事、到底有沒有發生過。

也許你會覺得，B一定會否認啊？那叫他過來幹嘛呢?尷尬又浪費時間。

你叫他過來，除了是要確認事實的真相以外，還是一種表態，讓他知道公司對性騷擾的態度。如果他沒有騷擾別人的話，我們就謝謝他，願意花時間，來幫助我們釐清事實。如果他真的騷擾別人、卻又不承認、或是講一些有的沒的來推卸責任的話，那你至少知道，也許我們應該多問問幾個他身邊的人、並且持續留意他的行為，或是採取其它更積極的方式，來保護受害者。此外，就算他不承認，而我們也沒辦法證明他騷擾別人，把他叫過來，他也至少會知道，這間公司，是會處理性騷擾的問題的。因此，他將來要更注意自已的行為、不要再繼續騷擾別人。

你連叫都不把他叫過來，他就知道，公司是不會保護被騷擾的人的，因為她們提不出證據。只要她拿不出證據，我想怎麼騷擾就怎麼騷擾。

請不要透過自已的不作為，來幫忙創造對色狼、變態友善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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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期待公司、學校的主管們，變成包青天。但我想，至少主管們可以幫忙確保公司、學校裡有個可以讓員工們可以不要被性侵、騷擾的友善的工作環境。

友善的工作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人工作的環境裡，有同事會用言語、或是行動，來騷擾他—那麼，他會很害怕去上班、上班會變成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即使你熱愛你的工作、而且也十分喜歡其它同事。

如果你跟主管說自已碰到騷擾，然後主管不受理，那麼，你真的會感到絕望。

如果改變不了工作環境的話，那麼，結束騷擾的辦法，就只剩下改變自已—要不自已離開、去別的地方工作。要不，就只能結束自已的生命。

最後，我們可以再思考一個問題。假設我被性騷擾好了—我去跟主管投訴說我被性騷擾，我沒有證人、證據嗎?

我不就是證人、證據?

現在的問題是，對主管這個第三人（不是被騷擾、也不是騷擾人的人）來說，要怎麼處理所接收到的這個資訊。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與被指控的人確認，投訴人所描述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有發生。他說有，那就證明了的確有這件事。他說沒有，那我們知道，投訴人與被投訴人中間，有一個人在說謊。至於誰在說謊，我們必須得繼續調查，才會知道。

不會因為投訴人拿不出證據，就證明她在說謊。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民進黨性騷擾案連環爆，賴清德選情面臨危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美國德拉瓦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