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共和國的慢性殺女：為什麼南韓年輕女性更容易憂鬱？

性別的結構暴力無所不在，讓女性額外承受經濟社會的不平等和身體、行為、思想的束縛。

新年伊始，南韓國家機構即發出示警，稱年輕人正面臨「厭世」危機。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1月中旬指出，20多歲和30多歲年輕人的自殺率和罹患憂鬱症風險比例處於危險水平，要求保健福祉部完善青年心理健康服務制度。

南韓一直都想擺脫不光彩的「自殺共和國」之名。居民若上網搜索「自殺」，會立即彈出珍愛生命標語和熱線電話，告訴你不需要獨自煩惱，「你是非常珍貴的人」。然而經過多年防範與努力，「極端選擇」事件沒減少，反而越來越嚴重，南韓仍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自殺率最高的國家，自殺率達25.7％，每天約有36人自我了結生命，有730人企圖自殺。

在那裡，每天都像發生一場無聲的社會屠殺。研究2020年南韓人口死因與南韓《預防自殺白皮書》，可以發現受創最深的確實是年輕人。自殺是該國青年人口的第一大死因，三分之二的20至29歲死者與近一半的30至39歲死者，皆是死於自殺。自殺率的特徵反映了南韓的現況，這是令年輕人難以生存的社會。

女性自殺死亡率40年增7倍

更細去看，這個國家最憂鬱的族群是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2020年，南韓有51.5萬名女性、25.6萬名男性接受憂鬱症治療，女性患者是男性的兩倍多。自殺未遂案例有60.7％都是女性，令人震驚的另一項數據是，1997年生女性的自殺死亡率為1951年出生婦女（父母一代）的七倍。

近幾年，南韓自殺與憂鬱症患者人數漲幅最大的族群也是20多歲女性。首爾自殺預防中心的1577-0199熱線每天24小時都會響起，在電話另一端痛苦掙扎的多半是年輕女孩，告訴輔導人員曾遭受性暴力的記憶、生計與租房的煩惱、長期服用精神藥物的無奈，還有墮胎的痛苦。在最無助的時刻，她們往往還顧慮他人的感受，哭著向傾聽的人說：「對不起，向您說這麼沉重的話。」

自殺是一個靈魂最絕望的吶喊，是什麼將年輕女性推向懸崖，又是什麼原因讓她們決定跳下？據南韓當局2020年統計，「經濟困難」（21.5%）是年輕女性最常見的自殺衝動原因，其次是「失業等工作問題」（18.5%）、家庭不和（15.6%），以及「孤獨／寂寞」（14.1%）和身心疾病／障礙（12.1%）。

另外，據《首爾市女性家族政策評論》調查，首爾20多歲女性在職場、學校等空間有被歧視經驗的比例高於男性，曾遭歧視女性的憂鬱及不安程度皆比較高。受訪女性的薪資水準也比男性還低，這不僅顯現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側面反映出女性從事的職業種類收入常低於男性、女性更常從事非正職工作或面臨升遷與加薪障礙。 （相關報導： 蔡娪嫣專欄：少子化卻遺棄大量孩子，南韓揮之不去的「嬰兒出口國」烙印 ｜ 更多文章 ）

90後年輕女性的苦難

南韓當前20多歲的年輕女孩多出生於1990年代，從小遭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在激烈學業競爭和失敗焦慮中成長，更在一畢業就面臨嚴峻青年失業問題，見證「N拋世代」、「土湯匙」等絕望流行語的出現。在追求功績與資本的世界，女性新鮮人的最大壓力來自於經濟獨立，她們就業機會往往比男性還少，即使就業，從事非正職工作的比例也很高，薪資、待遇與工作保障都不穩定。

她們也承受性別暴力帶來的心理衝擊。2016年針對女性的江南站無差別殺人案、2018年N號房事件，還有U-Nee、張紫妍、崔雪莉、具荷拉等20多歲女明星接連經歷性別暴力或惡評霸凌後自殺，媒體卻將她們的死當作八卦消費。在這些社會事件的震撼下，與異性相處、「外貌管理」，甚至使用公廁、獨自夜歸都成為生存挑戰，厭女文化與性犯罪加深了女性的恐懼不安。

同時，90後女性是個人進步價值觀與社會現實差距極大的一代。她們從小獲得的性平教育，讓她們期望能與男性享有平等地位，但實際上，外界仍期許她們背負傳統性別框架，繼承上一代婦女遭受的壓迫，甘願在父權社會環境裡，領取不平等的薪資，頭上碰著玻璃天花板，並承擔家庭照護角色。

心理學家李敏雅（이민아，音譯）在《因為是女人所以憂鬱？》（여자라서 우울하다고?）書中指出，當性別角色責任與個人自我實現相衝突，女性就會承受極大壓力，造成女性憂鬱的最大問題是，她們往往需要擔負過度的照顧責任。

然而，從小到大被灌輸的「順從」、「乖巧」、等「女性氣質」，以及因此培養而來那善於「讀空氣」、體諒他人感受的「同理心」，皆不利於年輕女性表達反抗、憤怒或內心真實的想法。當覺得自己無力解決問題，現實生活又鮮有克服父權壓迫的榜樣能效仿，容易令她們產生自我厭惡和絕望的負面情緒。所以，李敏雅直言：「南韓社會讓女人變得憂鬱。」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這些數據，把女性推向深淵的力量，無疑是她們在一生中容易反覆遭受的「結構暴力」。這一概念來自挪威「和平學之父」加爾通（Johan Galtung），他認為暴力還包含看不見的「結構暴力」，透過人們的行為模式、社會結構或規範，讓受壓迫者無法滿足生存需求，對其造成隱性的屠殺。

想想20多歲是人生發生多少巨大變化的時期，例如離家獨立求學工作、建立戀愛關係或踏入婚姻與育兒生活，這些環節當中，因性別產生的「結構暴力」無所不在，讓女性額外承受對身體、行為、思想自主性的束縛，以及經濟社會地位的不平等。

尋找抗憂鬱的答案

其實不只南韓，全世界女性都面臨更高的憂鬱風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女性的常見精神疾病（憂鬱症、焦慮症、身心症）發生率都高於男性，這依舊與性別結構暴力有關。也就是說，男女社會性別角色帶來的不平等具有跨國普遍性，而這種生活經驗差異也導致全球男女面臨不同的心理健康風險。

李敏雅在她的書中引用了23個歐洲國家的研究結果，指出在性平指數高的國家，例如挪威、瑞士和愛爾蘭，女性經濟參與度和勞動市場地位都很高，男女之間的憂鬱程度差異較小，整個社會的憂鬱程度也較低。在女性家庭地位較低、保有傳統性別框架的地方，例如東歐和南歐，國民平均憂鬱程度高，不同性別的心理健康風險差距較大。 （相關報導： 蔡娪嫣專欄：少子化卻遺棄大量孩子，南韓揮之不去的「嬰兒出口國」烙印 ｜ 更多文章 ）

改善女性憂鬱的其中一個答案，在於創造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讓任何性別的公民都能在傳統性別框架外追求自我實現。儘管答案清晰可見，至今不論在南韓還是世界其他地區，仍有一部份人冷漠地認為，憂鬱尋死是個人的家務事，是一個人的性格和抗壓能力「不夠好」，而女性的精神健康問題更常被冠以「脆弱」、「歇斯底里」或「瘋女人」等污名。

從哲學家卡繆（Albert Camus）的觀點來看，人的尋死是因為意識到活著本身並無意義。他在《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中闡述一種即使「無意義也能好好活下去」的方式。他說，生命本身充滿荒謬，就像薛西弗斯餘生面對不斷滾落的大石。有些人選擇以自殺化解人生的荒謬，但薛西弗斯即使清楚知道這份悲慘，仍不斷抵擋巨石──在這與荒謬搏鬥的過程中，他可能找到了「幸福」。

南韓女性從很早就發現命運的荒謬之處。民間組織「韓國婦女熱線」從1980年代開始引入女性主義諮商概念，幫助家暴受害者重建生活信心。近十年來，女性主義團體諮商、女性主義心理治療的逐漸興起，讓更多人能清晰看見性別互動中的不平等，提升對自我的接納，探索過去在社會人際中未發現的賦權可能性，引導對個人命運的重新詮釋。

求助心理諮商門診的患者多半是女性，這與她們的抗壓力與精神力無關，只能說明做為自己身體的主人，能意識到心靈的痛苦困境，有意識地參與治療過程，是多麼聰明且勇敢的行為。2016年江南站殺人案之後，十號出口的角落鋪滿鮮花，追思紙條占據一整座牆，女性哀悼和談論共同傷痛經驗，替#MeToo運動和廢除墮胎罪示威揭開序幕，亦是女性主義治療的一種「實踐」。 （相關報導： 蔡娪嫣專欄：少子化卻遺棄大量孩子，南韓揮之不去的「嬰兒出口國」烙印 ｜ 更多文章 ）

正如卡繆所說，對自身命運的清醒洞悉折磨著薛西弗斯，卻也同時是他的勝利，只要蔑視命運，就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被克服的。但願女性對致鬱根源的反抗，也終會是一場勝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