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曾經是我用力生活的年代，那曾經是我困惑掙扎的年代，那也曾經是我奮發爭鬥的年代，如今它不但成為遠去的昔日，也成為新一代觀察者、理論家研究與議論的歷史材料與社會現象。我，和其他人一樣，我們曾經是如火如荼的當下，如今是一種近乎謠言與傳說的過去……
1980年到1989年（也許不是所有的研究題目都用了這麼平整方便的斷代），恰是我仍然青春的24歲到33歲，也許那是我活動力最大的時期，現在回想起來（我並不常有機會回頭瞻望），那也可能是我人生變化跨度最大的時刻，場景從台北到紐約再回到台北（還不包括許多工作中我必須造訪的國家與城市），工作場域則橫跨了報紙、唱片、電視、出版、到電影，這可能還不包括許多我偶然參與的跨領域合作或說不出分類的各種企劃工作。
但這些發生在我個人身上的事，如今我仔細摩挲，就慢慢意會這其實是發生在台灣全島的事，或者說，這是發生在我這一整個世代的事。我的父執輩，雖然他們也經歷了另外一種劇烈的地殼變動（譬如我的父親的生命史從日治變成民國，而我的岳母的生命史則從江南變成了海島），但我們經歷的世界變動在本質上是很不相同的。我會說，他們痛苦撞見的是國族遷變與統治更迭，我的世代所遇到的卻是民主體制的拉踞鬥爭、以及資本主義下的工業生產與消費社會的全面接管。
如果用一個大遠景的視角來看（且不管在其中微小個體的感受），八○年代，我的世代的台灣，無疑上演了一場華麗壯觀的盛大反叛。反叛行動和反叛群體發生在每一個領域，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都是（雖然經濟活動的反叛比較幽微，但我也願意試著指認出來），而文化藝術創作的各個領域也幾乎都或快或慢地爆發了某種斷裂意圖的反叛。這些反叛者究竟反叛了或者對抗了什麼？還有，他們又用了什麼工具或武器來反叛？
反叛的意義，在行動上是與它所對照事物的對抗或遠離。在我的看法，覺得我的世代最大的對抗在於戒嚴時期所帶來的禁錮與封閉。在政治與民權領域，這些對抗是直面交鋒的，但在文化領域，這些對抗其實是針對那些白色恐怖以來無所不在的窒息氛圍，你不喜歡行政體系管制你的題材、你的表現手法，更不喜歡飽受控制的生產機制和行銷管道，這些統統是某種型式的思想審查和資源剝奪。所以，我的世代的反叛者，不一定自覺得地，他們想要繞過禁區，避開控制，尋找未曾被定義的無人地帶，這些個別或集體行動，今天看起來，無一不是創意與創舉；又因為出路在無人地帶，每個行動找到的路徑各自不同，意外地也完成了多元的喧囂與憤怒。
經濟活動的力量也助長了這些尋找出路的奮鬥，七○年代台灣社會累積的第一桶金造就第一個世代的消費大眾，就像今天我們從群眾募資裡學到的一樣，文化藝術創作者第一次有機會直接訴求他們的消費者，而不必屈從於分配一切社會資源的黨國體制。
也許我的理論能力與學術裝備不足以讓我細說其間的關聯與意義，但做為一個經歷並目睹整個八○年代台灣文化變局的參與者與觀看者，今天面對這部以八○年代思潮與創作為研究對象的專輯，不能不有一種迴光返照的激越心情…… （相關報導： 梁文傑指「很多年輕人有爸媽幫買房」 藍：民進黨檢討你爸媽不努力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知名作家，出版人。本文選自《台灣八○：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黑體文化）序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