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記者為了新聞理想而三次入獄，不知是不是創造了人類新聞史上的紀錄？如果是的話，證明了這是世界上新聞管制最嚴厲、對新聞記者最摧殘的國家，也證明了這位記者是世界上最勇敢的記者。這個國家叫中國，這位記者叫高瑜。
黨控制一切
在這個由「不信邪」的黨控制一切的國家，黨的總書記卻充滿激情地發出號召，要求人民都做美好的中國夢。我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是紐約的白天，北京的深夜，你能想像年過七旬的高瑜在陰冷的囹圄之中，中國夢有多香甜？
同一首歌，同一個夢——這似乎是央視某個節目的口號，正是中國生存的明規則：如果你不是跟著唱同一首歌，不是跟著做同一個夢，你就得被人押著在中央電視台認罪。
這種對人格的羞辱、對人權的侵害、對法治的踐踏，全世界還有那幾個野蠻的國家在做？想必，你們得意，這比文化大革命的遊街，接受教育、接受恐嚇的群眾人數不知多了多少倍？然而，同時，你們將高瑜的形像、影響力、歷史記憶擴大了多少倍？你們也將歷史恥辱碑上你們自己的名字挖深了多少倍？
我不忍看高瑜在央視上「認罪」「懺悔」的節目，但我知道這個違心的認罪，是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愛心，這個對罪行的懺悔是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愧疚。誰家的兒子，受得了母親三度入獄？而對於母親而言，兒子幼年自己坐了牢，兒子少年自己坐了牢，兒子青年自己還坐牢，最堅強的女性也會崩潰。事實上，在這次入獄前，高瑜每每提及她的兒子，隨之總是嘆氣：「我最對不起的是我的兒子。」於是，情報精凖的秘密警察們一下子降伏了這位勇敢的記者、脆弱的母親，將她兒子一同捕獲，從而成功地把高瑜逼上了電視。
洩密的指控
我至今也沒有完整看過高瑜被指控「洩密」的那份文件，因為中共八股文字對正常人的心智是多大的蔑視和嘲弄！這份早就流傳於網上的所謂文件，既不是軍事機密，也不是經濟機密，只是一份意識形態的「正確指引」。
原本是中共宣傳系統某高官，希望借明鏡媒體，來糾正外界對中共宣傳輿論的「誤解」。跟洩露國家機密、跟高瑜這個非官方記者又扯得什麼關係？
這當然是天底下都知道的藉口，為的是阻止高瑜唱出不同的歌。因為沒有幾個中國的記者，可以堅持到70歲還在採訪第一線；沒有幾個中國的記者，有比高瑜更豐厚、更多重的人脈關係；沒有一個中國的記者，比她獲得更多國際獎項——她不只是一個記者，她也是眾多媒體的引導者、消息來源和評論家；一些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元老，對高瑜的信任也非比尋常，沒有了高瑜相助，便難以讓外界聽到他們的聲音。
雖然高瑜是位專長中國時事的記者，但獨立性使她似乎沒有需要固守的政治派系、意識形態原則。從她的報導內容、評論觀點，可以清晰看到其專業精神，尖銳明快，卻沒有陷入一黨一派之私。
這種職業道德在中國固然不易生存，有些中國人到了海外自由世界，也不能理解和容忍具有這種精神的媒體人。高瑜這次被抓前後，還有媒體荒唐地說她是什麼「江派放風人」，而她被抓是習近平向江澤民下手的一個信號。
這種搆陷不管出於什麼目的，但對事實是一種歪曲，對受眾是一種誤導，對失去基本自由的高瑜，更是一種進一步的傷害。至少在我與高瑜打交道的過程中，高瑜曾經幫助澄清過習近平家族財富的傳聞，因為習家認為西方某家媒體報導的習家財富有不實之處，便請高瑜通過明鏡的媒體予以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