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蘭和布呂歇在蒙托邦外暫住一會後，在鎮裡一家攝影工作室樓上租了一個小公寓。柯倫博特家裡的人變得更多了，他們會來探望鄂蘭和布呂歇，其他從營裡逃出來的朋友也會來訪。先前跟布呂歇一起被拘留的胡伯又來蒙托邦跟他重聚。柯恩本迪特來探望妻子，柯倫博特的兒子則從巴黎被送到南方（鄂蘭沒有機會在這裡遇上柯恩本迪特的第二個兒子丹尼爾，他一九四五年才出生，多年後鄂蘭才在美國和他相遇）。傅里茲．法蘭柯前往墨西哥途中經過蒙托邦。此外來訪的還有鄂蘭的閨密安妮和她的妹妹凱瑟琳；凱瑟琳因為已歸化成為公民，因此從居爾獲釋。兩姊妹在靠近蘇亞克（Souillac）處找到一個相對安全的住所，那是一所被棄置的養鴿房。安妮的丈夫艾利克當時是身在德國的法軍戰俘。
鄂蘭和布呂歇經常保持警覺，緊盯著維琪政府日益嚴厲的反猶政策的每項變化，但他們也能在相對平靜的環境下閱讀和寫作，並享受當地乾爽的夏日好天氣。布呂歇繼續康德的研究，鄂蘭閱讀的著作則來自頗不尋常的作者組合：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和喬治・西默農（Georges Simenon）。這三人差異之大令人發噱，但都跟鄂蘭從法國到美國一段時間裡的研究計畫和關注課題有關。她正放遠眼光，思考戰爭對歐洲的意義：隨著勝利與和平而來的新歐洲將會帶來什麼。她閱讀普魯斯特，是由於一直以來對反猶歷史的興趣；十年後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有關反猶主義的部分，對普魯斯特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勾勒出一幅傑出的人文圖像。她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歐洲，給柯倫博特寫了一篇很長的備忘錄，關於戰後的少數族群條約。這份備忘錄經大幅增訂後，也收進了《極權主義的起源》。
一九四○年夏末對難民來說，是「戰爭最黑暗的時期：法國淪陷，英國受困，希特勒與史達林的條約尚未撕毀，歐洲這兩大警察國家的合作正弄得人心惶惶」，因此，閱讀西默農並非無關宏旨。西默農對法國警察的結構和處事方式的洞見十分有用。鄂蘭的一些朋友認為她太愛從陰謀論設想，也太愛把官僚的無能看作是背後的共謀。可是，有些朋友聽了她的勸告，而沒有遵從一九四○年十月法國警方要求所有猶太人到就近警局登記的命令，這時就會感激西默農激發鄂蘭對警方的不信任了。他們不去登記，雖然會在無國籍的身分上再添上另一條不合法處，可是他們卻不會像很多遵守命令的難民，在登記表上提供地址後就被逮捕。
列寧也讀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On War），鄂蘭在一篇談論羅莎・盧森堡的文章時因此提到：「列寧受克勞塞維茨的影響，開始思考戰爭導致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瓦解的可能性，以取代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鄂蘭閱讀克勞塞維茨，也考慮同樣的可能性，並有所期待。她開始從理論角度分析民族國家，她的批評成為《極權主義的起源》其中一個主要論點。她這部理論著作將是什麼模樣，她在法國時還沒有清晰概念，但她已接下了在自己身上的任務，就是寫作一部有關反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全面著作，是對她當時稱之為「極端帝國主義」的歷史探索：一個在主權國家中掌權的民族對少數民族施以極端形式的壓迫。她開始猜測，如果希特勒戰敗，戰爭會否提供一個機會，讓一個非主權國家的聯盟得以誕生，也就是一個歐洲聯邦，就像她和布呂歇希望前去的那個聯邦國家──美利堅合眾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