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蘭沒有坐下來感到自己是怎麼可憐。可是當她對世界局勢作出沉思，她確實墮進了人生的最低點。一九五二年八月她回應布魯曼菲德一封表示喪氣的信，如此告訴他：「一般來說事情還算不錯。如果世界歷史不是那麼糟糕，活著是挺快樂的。不過世事就是這樣。起碼，這就是我在居爾時的想法。在那裡我認真地向自己提出了那個問題，然後有點開玩笑地回答了自己。」她提出的問題就是應不應該自殺。
鄂蘭是認真地提出這個問題，但她不會同情營裡那些未能完全認真地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一但遇上別人以無情的玩笑回應，這些人就把問題給收回了。談到流亡者對自殺的態度，鄂蘭寫道：
「我有機會在居爾營待了一段時間，在那裡只聽過一次談到自殺，而那是一次集體行動建議，顯然是做為一種抗議，令法國人難堪。當有人提到，我們被送到營裡不管怎的就是「讓你來死」，大家的情緒就突然變成強烈的生存勇氣。一般認為，如果一個人仍然將整場災難看成自己或個人的厄運，因而以自己或個人的方式結束性命，這個人就是反常地無社會意識，也對一般事情無動於衷。可是同樣的這些人，當他們回到自己個人生活而面對看似個人的問題時，他們又會變得荒唐地樂觀，跟絕望僅只一線之差。」
在夏天，接近三分之二的被拘留者離開了居爾：有些在六月德軍占領巴黎期間取得了釋放文件，有些是因為已歸化的丈夫或親戚提交了恰當的身分證明文件，其餘的是夏天稍後向納粹的「昆特委員會」（Kundt Kommission）登記，同意被送返德國；不過這個委員會只接受「雅利安」人種的被拘留者，而這種身分也不一定能讓他們回國後免受迫害。
鄂蘭在一九六二年一封寫給《中游》（Midstream）雜誌的信描述了她的釋放過程。
「我們抵達拘留營後幾個星期……法國就戰敗了，所有通訊斷絕。在接下來的混亂中，我們成功取得釋放文件，可以離開拘留營。當時沒有法國地下抗戰組織（法國的抵抗運動很晚才啟動，那是當德國決定徵集法國人去德國做勞役時，很多年輕人因而躲起來，然後組成游擊隊）。我們都無法「描述」留在營裡的人會怎樣。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訴他們，我們期待什麼會發生：拘留營會移交給戰勝的德國人（當時全部七千人中約有二百人要離開）。最後果然這樣。但由於拘留營位於後來的維琪法國（Vichy-France）境內，移交德國比預期晚了許多年。延後移交對被拘留者也沒什麼好處。經過幾天混亂，一切秩序恢復過來，逃走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正確地預測將回復正常。這是唯一的機會，但這表示我們走的時候只能帶一支牙刷，因為沒有交通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