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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在十月頒布猶太人須向地區警局登記的法令，鄂蘭和布呂歇就開始尋求前赴美國的簽證。瑪莎從巴黎前去蒙托邦，三人也去了被譽為法國「簽證之都」的馬賽好幾次。最後，鄂蘭和布呂歇取得了美國的緊急簽證，鄂蘭的前夫斯坦在美國也有為此出力。鄂蘭在「青年遷徙」的職位讓她獲得特殊考量，而布呂歇則以丈夫身分獲得陪同前往的簽證，但瑪莎的申請沒有同時批准。當時的情況很嚇人：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申請的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七人，但只有二百三十八人在一九四○年八月至十二月之間獲得簽證。在法國處理難民簽證申請的緊急援救委員會簡直瘋了。即使難得的簽證終於到手，維琪政府也很少簽發出國許可證，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對於已安排從里斯本啟航的難民是否簽發過境許可，也難以預料。
鄂蘭和布呂歇很幸運取得了簽證，可是若不夠機智的話也是枉然。他們騎單車非法進入馬賽去拿簽證。一切順利，直到他們在旅館房間接到一個訊息：布呂歇要到旅館櫃檯報到。她們知道警察的腳步近了。布呂歇從房間下樓，裝作一無所知，留下了鑰匙，在任何人能制止他之前走出了旅館。鄂蘭稍後跟在他後頭。當她確定布呂歇安全藏身一家咖啡館，她就回到旅館結帳，然後吃早餐。當旅館職員問她丈夫去了哪裡，她就演了一場大戲，先是大嚷著丈夫已被抓到警局，然後指責那個職員：「你要為他的遭遇負責。」然後她前去接走布呂歇，隨即離開馬賽。
在這次驚險逃生之後，他們被迫留下瑪莎而準備啟程。很幸運地，他們遇上了鄂蘭來自巴黎的俄國朋友古爾芬凱；她在協助分發瑞士的賑濟食物包和美國聯合分配委員會的救濟金給蒙托邦附近的難民。她答應照顧鄂蘭，直到對方的出國許可證獲批准。一九四一年一月，維琪政府短暫放寬出國許可政策，鄂蘭和布呂歇馬上搭火車前往里斯本，在那裡等了三個月，終於登上了前往紐約的船，船票由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提供。五月瑪莎也拿到了赴美簽證，她及時趕到里斯本，所坐的船只比女兒和女婿的遲了幾個禮拜。他們的逃亡可說每一步都是運氣。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國國務院再次收緊入境政策。美國讀者能看到的對難民困境的描述寥寥可數，其中《國家》（The Nation）雜誌一九四○年八月十七日的一篇文章責備反法西斯政府無所行動，文章很切題地定為〈法國的惡夢〉。可是，對於那些沒能像鄂蘭、布呂歇和瑪莎般幸運的人，卻沒有什麼對應措施，得以幫助他們逃出生天。
情況的嚴峻，對隔了一個大西洋的美國人來說不那麼明顯，對仍身陷歐洲的人也不一定顯而易見。鄂蘭經常提起的，有希佛定的故事──他在柏林當《社會學刊》的編輯時鄂蘭就與他相識──還有布萊特帥德（Rudolf Breitscheid）博士的遭遇。兩人都曾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後來都取得了得來不易的美國簽證，卻拿不到法國的出國許可證，被關在馬賽諾曼第飯店的拘留營。一九四○年八月，朋友嘗試說服他們要在德國要求把他們遣返前，用假名申請出國許可證，或在沒證件的情況下越過庇里牛斯山逃走。根據德法停火協議惡名昭彰的第十九段，在德國要求下，法國得交出境內的所有德國人。希佛定和布萊特帥德卻信任維琪政府，不相信法國會把他們引渡回德國。可是六個月後，他們就被送到占領區與非占領區之間的邊境，交給了德國，然後被處決。每當鄂蘭要具體說明信心錯置和拒絕行動可能要付出的代價時，她就會提到這個故事，以及其他留在居爾的被拘留者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