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五月五日，所有報紙都刊出了巴黎防務長官的告示：所有德國、薩爾蘭地區或但澤自由市的十七至五十五歲男人，以及未婚或沒有孩子的女人，得向服務營或拘留營報到。男人得在五月十四日到水牛體育場報到，女人得在五月十五日到玻璃屋頂的大型體育場冬季賽車場報到。這項可怕的命令不厭其煩地將要求一一列出：前去報到的「來自敵國的外國人」要帶備足夠兩天的食物以及自己的飲食器具，還有「重量不超過三十公斤」的行李袋或手提箱。在這樣的裝備下，難民準備成為鄂蘭諷刺地指稱的「當代歷史創製的新人類」，他們「被敵人送進集中營，被盟友送進拘留營」。
鄂蘭把年逾五十五歲的母親留在國民公會路的公寓，然後就和柯倫博特去到一個地鐵站；在日子較和平的時候，巴黎市民會從這個車站搭地鐵到冬季賽車場看體育比賽、參加音樂會或人民陣線的「文化革命」博覽會。鄂蘭、傅里茲．法蘭柯的情婦法蘭瑟．諾伊曼（Franze Neumann）和另外兩個女人，被分派到體育場石階看台某個地點；一大群女人被分為四人一組，防止發生群眾抗議行動。
這群「來自敵國的外國人」在冬季賽車場度過的那一個禮拜平靜無事，卻令人焦躁不堪。天氣很暖和，她們也獲得良好對待──膳食簡單但充足，也獲得填充了稻草的袋子做床。她們無事可做，只是乾等。每當有飛機在玻璃屋頂上飛過，大家就害怕是德軍轟炸，炸出另一個落花流水的「水晶之夜」。而她們一直害怕著當局會對拘留者做些什麼。柯倫博特的朋友凱瑟・希爾許被分配到鄂蘭隔壁那組，她當時寫了日記：「這個禮拜結束時，集體焦躁感升高了。我們聽不到外界的消息，但據信我們不會被移交給德國。每個人都說：『我必須記住，如果站在我們面前的不是法國看守員而是德國的親衛隊，情況會怎樣。』最後有事發生了：我們被送往另一個地方。我們出發了，脫離了我們的敵人隨時伸過來的魔爪。」五月二十三日，這群女人被巴士載送橫過巴黎，沿著塞納河，經過羅浮宮，抵達里昂車站。對於在巴黎住了多年而預期不能再回來的人來說，這是令人內心絞痛的旅程，悲傷而可怕，很多人哭起來了。
她們的目的地是居爾（Gurs）；這個拘留營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起，就用來拘留西班牙難民以及國際縱隊（International Brigade）成員。來自巴黎和市郊的二千三百六十四位女人成為新加入的營友，此外還有來自法國其他地方的人們。到了六月二十九日，這裡一共拘留了六千三百五十六人，包括部分兒童。
居爾的生活是枯燥的，四周是一望無際的平原，只有西面可以瞥見庇里牛斯山的影子。居爾不是勞動營，但營中婦女會做些雜務，防止她們陷入絕望。填充了稻草的床褥早上得搖平；公共廁所的錫罐每天晚上要清空；用來烹煮營中「特色菜餚」鹹鱈魚乾的鍋子要洗乾淨，剩下的水就用來洗澡，因為連綿的春雨使得營裡成了泥海。鄂蘭堅持營友要把外表維持在最佳狀態，因為只要讓周遭環境的一丁點醜陋沾染到自己身上，士氣就會受到打擊。凱瑟回憶，最壞的陷阱就是「隨處一坐下，想著自己是怎麼可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