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聖誕節期間，鄂蘭在猶太人代辦處找到了工作，幫助先後來自奧地利和捷克的難民。她和布呂歇搬到國民公會路一間公寓，因為他們期待鄂蘭的母親瑪莎前來團聚。辛沛爾在「水晶之夜」後不久去過柯尼斯堡，幫助瑪莎安排前往巴黎的行程。辛沛爾住在一家基督徒開辦的旅館，因為非猶太人不能住在猶太人家裡。她告訴鄂蘭和布呂歇，鄂蘭繼父馬丁晚上陪她走到旅館，把她送到旅館門前，那裡掛著「此處禁止猶太人」的標誌。大家都遵守反猶法規，可是辛沛爾印象深刻的是，柯尼斯堡居民在「水晶之夜」的恐怖事件發生之後非常震驚，彷彿暴力和毀滅力量令他們腦海裡閃現了不祥預感。而後一位街車車長挽著瑪莎的手幫助她上車，已足以讓辛沛爾和瑪莎感動不已。
瑪莎將近五年沒見過女兒了，也從來沒見過布呂歇。當「水晶之夜」令她相信鄂蘭不會回到德國，而自己的性命也危在旦夕時，她唯一想到的就是去巴黎跟女兒團聚，並把她小心保存的鄂蘭家族具紀念價值的物件帶到鄂蘭和布呂歇樸素的新家。她一九三九年四月前往巴黎時，隨身帶了些金幣，把它們偽裝成為鈕扣。這些「鈕扣」後來賣給富有的巴黎朋友，像茱麗葉．斯坦的兄弟，由此獲得的一筆錢足以支付鄂蘭在國民公會路上那間公寓許多個月的租金。可是瑪莎身邊帶著的另一樣物件──她弟弟拉斐爾在一戰中殉職而獲頒的鐵十字勳章──卻成為了負累。他們的公寓經常遭法國警方搜查。為了要設法把這個象徵德國軍國主義的勳章安全地從家裡移走，經過一番討論，最後鄂蘭用一件舊外套把勳章裹住，丟進街角的一個垃圾桶；瑪莎很快學懂了，在這個避難的國家，反德情緒跟反猶主義一樣熾烈。
瑪莎來到巴黎四個月之後，戰爭就宣告爆發；不過這只是「假戰爭」，法國人叫做「滑稽的戰爭」（drôle de guerre），德國叫「坐著的戰爭」（Sitzkrieg）。雖然沒有實際的戰事，但德國的難民覺得法國馬上就喪失了基本道德承諾：法國政府決定對有可疑政治背景的德國籍男人和來自德國的難民展開拘留。布呂歇和其他數以百計的難民要向一個服務營報到，為法國軍方提供勞動支援。布呂歇跟胡伯和柯恩本迪特一起被派到靠近奧爾良的維馬拉服務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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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國政府開始下令難民向服務營報到時，只有詩能帶來安慰。班雅明之前一個春天曾到丹麥探訪他的朋友布萊希特，回來時帶了布萊希特一首未發表的詩。鄂蘭把這首詩默記在心，布呂歇則將他們那份詩稿帶到維馬拉，把它當作具魔力的神聖護身符：營裡能讀懂的人就是潛在的朋友。鄂蘭記得，布萊希特這首〈老子流放途中《道德經》誕生傳說〉（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auf dem Weg des Laotse in die Emigration），「詩竟不脛而走」；「口耳相傳──成了撫慰、安忍與堅持的泉源──正是巴黎當時所需要的智慧」。據詩人敘述，智者老子在流放途中遇上一個邊疆官吏。面對這位樸拙的人，老子透過他的書僮傳達了他以靜為本的智慧：
……柔弱的水，它一直的流，
終將克服最堅硬的石頭。
你當領悟：堅者之不能久。
布呂歇在維馬拉待了近兩個月。他和營友被分派到村裡的穀倉棲身：每個穀倉擠進二三十人，只能以腐爛的稻草充作家具，抵受著幾乎沒停過的冷雨。其中一個看得懂布萊希特那首詩的倉友亨利・派徹特來自柏林，曾參與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間的共產黨起義。他記得當時布呂歇的思想一直對他們那群人發揮影響。在營中極不合理的對待下，布呂歇平靜地把時間用於閱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並跟「志同道合」的人聊天。
布呂歇也自告奮勇，嘗試讓奧古斯特．泰海默（August Thalheimer）平靜下來。泰海默是布蘭德勒的得力助手，也是德國共產黨黨內反對派的共同發起人；他被派到距離維馬拉十哩的服務營。布呂歇和派徹特申請通行證去探望他。他們向看守員提出的藉口是個頗不可信的故事：他們（兩人都不是猶太裔）想去正統猶太家庭參加安息日禮拜。他們走了十哩的路，發現泰海默陷入了嚴重憂鬱：他曾信賴的反對派最終都令人失望，他自己的共產黨黨內反對派更肯定令他失望；他也發覺營友都是難以用同情心看待的人。布呂歇和他的朋友親眼目睹泰海默這位正統猶太人兼政治活動者的營友是怎樣怪誕：他們看到一個身材魁梧的德意志國防軍前軍官，在安息日禮拜式進行期間大搖大擺走來走去，還用祭壇燭臺點燃他的香菸。
鄂蘭可以寫信給布呂歇，也好幾次前去探望他及他的朋友胡伯和柯恩本迪特。當布呂歇開始受膀胱結石困擾，鄂蘭嘗試請求營方把他釋放。可是這需要有人在幕後牽線，只有像辛沛爾那樣有朋友位居要職才做得到。辛沛爾當年十一月產下她第一個孩子丹尼爾、離開位於朗布葉的醫院後，就著手安排布呂歇的釋放，找到了一個警察廳長當擔保人。在她談判期間，一個為法軍徵兵的軍官向布呂歇提出了唯一可正式從服務營獲釋的辦法：在法國外籍兵團服役五年，但不保證他能獲得法國公民權。布呂歇叫嚷著拒絕了；他還反過來建議這位吃驚的軍官，法國應該將這些被扣留的人徵召進入正規軍。這樣的念頭來自一個德國人，當然很難被接受；在法國軍隊中對抗希特勒的德國人，只有已歸化的法國公民，像鄂蘭閨密安妮的丈夫艾利克（Eric）。
布呂歇回到巴黎後，就向巴黎一個民事法庭呈交了一年前申請到的前任離婚證書，並獲准與鄂蘭結為夫婦。他們的婚禮一九四○年一月十六日舉行，在布呂歇慶祝四十一歲生日前的兩個禮拜。這是很好的時刻，因為在「假戰爭」結束、真的炸彈開始在法國北部掉下後，巴黎的官方機構就無暇在這樣的混亂時期給難民簽發結婚證書了。而沒有正式結婚證書的夫婦就得面對一個兩難處境：最多人希望取得的美國「緊急簽證」，只發給單身人士或正式結婚的夫婦。
一九四○年五月五日，所有報紙都刊出了巴黎防務長官的告示：所有德國、薩爾蘭地區或但澤自由市的十七至五十五歲男人，以及未婚或沒有孩子的女人，得向服務營或拘留營報到。男人得在五月十四日到水牛體育場報到，女人得在五月十五日到玻璃屋頂的大型體育場冬季賽車場報到。這項可怕的命令不厭其煩地將要求一一列出：前去報到的「來自敵國的外國人」要帶備足夠兩天的食物以及自己的飲食器具，還有「重量不超過三十公斤」的行李袋或手提箱。在這樣的裝備下，難民準備成為鄂蘭諷刺地指稱的「當代歷史創製的新人類」，他們「被敵人送進集中營，被盟友送進拘留營」。
鄂蘭把年逾五十五歲的母親留在國民公會路的公寓，然後就和柯倫博特去到一個地鐵站；在日子較和平的時候，巴黎市民會從這個車站搭地鐵到冬季賽車場看體育比賽、參加音樂會或人民陣線的「文化革命」博覽會。鄂蘭、傅里茲．法蘭柯的情婦法蘭瑟．諾伊曼（Franze Neumann）和另外兩個女人，被分派到體育場石階看台某個地點；一大群女人被分為四人一組，防止發生群眾抗議行動。
這群「來自敵國的外國人」在冬季賽車場度過的那一個禮拜平靜無事，卻令人焦躁不堪。天氣很暖和，她們也獲得良好對待──膳食簡單但充足，也獲得填充了稻草的袋子做床。她們無事可做，只是乾等。每當有飛機在玻璃屋頂上飛過，大家就害怕是德軍轟炸，炸出另一個落花流水的「水晶之夜」。而她們一直害怕著當局會對拘留者做些什麼。柯倫博特的朋友凱瑟・希爾許被分配到鄂蘭隔壁那組，她當時寫了日記：「這個禮拜結束時，集體焦躁感升高了。我們聽不到外界的消息，但據信我們不會被移交給德國。每個人都說：『我必須記住，如果站在我們面前的不是法國看守員而是德國的親衛隊，情況會怎樣。』最後有事發生了：我們被送往另一個地方。我們出發了，脫離了我們的敵人隨時伸過來的魔爪。」五月二十三日，這群女人被巴士載送橫過巴黎，沿著塞納河，經過羅浮宮，抵達里昂車站。對於在巴黎住了多年而預期不能再回來的人來說，這是令人內心絞痛的旅程，悲傷而可怕，很多人哭起來了。
她們的目的地是居爾（Gurs）；這個拘留營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起，就用來拘留西班牙難民以及國際縱隊（International Brigade）成員。來自巴黎和市郊的二千三百六十四位女人成為新加入的營友，此外還有來自法國其他地方的人們。到了六月二十九日，這裡一共拘留了六千三百五十六人，包括部分兒童。
居爾的生活是枯燥的，四周是一望無際的平原，只有西面可以瞥見庇里牛斯山的影子。居爾不是勞動營，但營中婦女會做些雜務，防止她們陷入絕望。填充了稻草的床褥早上得搖平；公共廁所的錫罐每天晚上要清空；用來烹煮營中「特色菜餚」鹹鱈魚乾的鍋子要洗乾淨，剩下的水就用來洗澡，因為連綿的春雨使得營裡成了泥海。鄂蘭堅持營友要把外表維持在最佳狀態，因為只要讓周遭環境的一丁點醜陋沾染到自己身上，士氣就會受到打擊。凱瑟回憶，最壞的陷阱就是「隨處一坐下，想著自己是怎麼可憐」。
鄂蘭沒有坐下來感到自己是怎麼可憐。可是當她對世界局勢作出沉思，她確實墮進了人生的最低點。一九五二年八月她回應布魯曼菲德一封表示喪氣的信，如此告訴他：「一般來說事情還算不錯。如果世界歷史不是那麼糟糕，活著是挺快樂的。不過世事就是這樣。起碼，這就是我在居爾時的想法。在那裡我認真地向自己提出了那個問題，然後有點開玩笑地回答了自己。」她提出的問題就是應不應該自殺。
鄂蘭是認真地提出這個問題，但她不會同情營裡那些未能完全認真地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一但遇上別人以無情的玩笑回應，這些人就把問題給收回了。談到流亡者對自殺的態度，鄂蘭寫道：
「我有機會在居爾營待了一段時間，在那裡只聽過一次談到自殺，而那是一次集體行動建議，顯然是做為一種抗議，令法國人難堪。當有人提到，我們被送到營裡不管怎的就是「讓你來死」，大家的情緒就突然變成強烈的生存勇氣。一般認為，如果一個人仍然將整場災難看成自己或個人的厄運，因而以自己或個人的方式結束性命，這個人就是反常地無社會意識，也對一般事情無動於衷。可是同樣的這些人，當他們回到自己個人生活而面對看似個人的問題時，他們又會變得荒唐地樂觀，跟絕望僅只一線之差。」
在夏天，接近三分之二的被拘留者離開了居爾：有些在六月德軍占領巴黎期間取得了釋放文件，有些是因為已歸化的丈夫或親戚提交了恰當的身分證明文件，其餘的是夏天稍後向納粹的「昆特委員會」（Kundt Kommission）登記，同意被送返德國；不過這個委員會只接受「雅利安」人種的被拘留者，而這種身分也不一定能讓他們回國後免受迫害。
鄂蘭在一九六二年一封寫給《中游》（Midstream）雜誌的信描述了她的釋放過程。
「我們抵達拘留營後幾個星期……法國就戰敗了，所有通訊斷絕。在接下來的混亂中，我們成功取得釋放文件，可以離開拘留營。當時沒有法國地下抗戰組織（法國的抵抗運動很晚才啟動，那是當德國決定徵集法國人去德國做勞役時，很多年輕人因而躲起來，然後組成游擊隊）。我們都無法「描述」留在營裡的人會怎樣。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訴他們，我們期待什麼會發生：拘留營會移交給戰勝的德國人（當時全部七千人中約有二百人要離開）。最後果然這樣。但由於拘留營位於後來的維琪法國（Vichy-France）境內，移交德國比預期晚了許多年。延後移交對被拘留者也沒什麼好處。經過幾天混亂，一切秩序恢復過來，逃走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正確地預測將回復正常。這是唯一的機會，但這表示我們走的時候只能帶一支牙刷，因為沒有交通工具。」
那些沒有離開的人，到了秋天便看到將近六千名來自巴登和薩爾法茲（Saarpfalz）的猶太人被送入營中；他們是在維琪政府合作下，由阿道夫．艾希曼安排偷渡進法國。到了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大部分挺過了營內慘況而仍存活的被拘留者，都被德國送到集中營屠殺。
跟大部分離開拘留營的婦女相比，鄂蘭非常幸運。她找到了藏身之所，那是辛沛爾和她的朋友勒內．巴特租用的靠近蒙托邦的一幢房子，可以走路或搭便車到達。鄂蘭旅途上最壞的狀況也不過是幾天的風濕病發作，而後她平安抵達目的地。很多決定留下的婦女，是因為不想離開丈夫能肯定找到她們的那個營地──居爾起碼是一個地址。那些決定離開又沒有棲身之所的，只能到處流浪。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從他的日記勾勒出他為那個時代所寫的回憶錄《渣滓》（The Scum of the Earth），其中就描述了那些流浪者，也就是大部分逃離拘留營的人。他在一九四○年七月六日的日記寫道：「看見之前拘留在居爾營裡的幾個德國流亡婦女現在獲得釋放，不曉得該往哪裡，該做什麼。我在一個咖啡館跟其中一人聊天，她說正在向所有法國境內未被占領地區的拘留營發出電報，嘗試找她的丈夫，祈求他不在被占領區。數以百計像這樣的婦女住在卡斯泰爾諾、納華朗、敘鎮、傑隆斯和周邊其他鄉村。當地人把們叫做『居爾人』。農民把房子借給她們居住，或讓她們在田裡工作代替房租。她們看來營養不良、精疲力竭，但還算整潔。所有人都戴頭巾迎合潮流，將繽紛的彩色手帕裹在頭上。」
整個南方地區陷入一片混亂。「當局同時發布了兩項法令。第一項是當地省長發的，釘在納華朗、敘鎮、敘斯米烏和卡斯泰爾諾的鎮公所外：所有先前在居爾營被拘留的外國人，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下庇里牛斯省，否則將被重新拘留。第二項來自法國政府：外國人不得遷離實際住所或離家出遊。」蒙托邦成為了全國逃離拘留營的人的聚集點，因為當地鎮長是社會主義者，為了表明對維琪政府的反對，而收留這些曾被拘留的人。由於普遍的恐慌以及動員解除，蒙托邦很多住宅空置，鎮長把它們提供給難民使用。沒有人用的床墊都搬到這裡來，難民在這裡的房子睡覺，情況跟營裡差不多。
鄂蘭經常從她的住處走到蒙托邦。她住的兩房臥室，由於共用的有辛沛爾和她的初生男嬰，柯恩本迪特夫婦的兒子加百利（Gabriel），以及巴特和她的初生女嬰，因此家務有適當的分工。鄂蘭尋求布呂歇的消息，一直沒有音訊。可是有一天幸運之神眷顧，兩人竟然遇上了。在鎮裡的幹道上他們開心地相互擁抱；當時身邊是一堆堆物資，主要是床墊，還有來來往往的人群不停地尋找食物、香菸和報紙。布呂歇的內耳嚴重感染，得到蒙托邦醫治，此外一切還好。他的拘留營在德軍抵達巴黎時得疏散撤離。最初法國的看守員打算讓被拘留者列隊遷往南方，但當德軍以這個縱隊為猛烈砲轟目標時，看守員明智地決定釋放營內的人，讓他們逃走。這些人加入南下的法國避難人群，或走路、或開車、或騎單車，到未被占領的地區。
鄂蘭和布呂歇在蒙托邦外暫住一會後，在鎮裡一家攝影工作室樓上租了一個小公寓。柯倫博特家裡的人變得更多了，他們會來探望鄂蘭和布呂歇，其他從營裡逃出來的朋友也會來訪。先前跟布呂歇一起被拘留的胡伯又來蒙托邦跟他重聚。柯恩本迪特來探望妻子，柯倫博特的兒子則從巴黎被送到南方（鄂蘭沒有機會在這裡遇上柯恩本迪特的第二個兒子丹尼爾，他一九四五年才出生，多年後鄂蘭才在美國和他相遇）。傅里茲．法蘭柯前往墨西哥途中經過蒙托邦。此外來訪的還有鄂蘭的閨密安妮和她的妹妹凱瑟琳；凱瑟琳因為已歸化成為公民，因此從居爾獲釋。兩姊妹在靠近蘇亞克（Souillac）處找到一個相對安全的住所，那是一所被棄置的養鴿房。安妮的丈夫艾利克當時是身在德國的法軍戰俘。
鄂蘭和布呂歇經常保持警覺，緊盯著維琪政府日益嚴厲的反猶政策的每項變化，但他們也能在相對平靜的環境下閱讀和寫作，並享受當地乾爽的夏日好天氣。布呂歇繼續康德的研究，鄂蘭閱讀的著作則來自頗不尋常的作者組合：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和喬治・西默農（Georges Simenon）。這三人差異之大令人發噱，但都跟鄂蘭從法國到美國一段時間裡的研究計畫和關注課題有關。她正放遠眼光，思考戰爭對歐洲的意義：隨著勝利與和平而來的新歐洲將會帶來什麼。她閱讀普魯斯特，是由於一直以來對反猶歷史的興趣；十年後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有關反猶主義的部分，對普魯斯特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勾勒出一幅傑出的人文圖像。她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歐洲，給柯倫博特寫了一篇很長的備忘錄，關於戰後的少數族群條約。這份備忘錄經大幅增訂後，也收進了《極權主義的起源》。
一九四○年夏末對難民來說，是「戰爭最黑暗的時期：法國淪陷，英國受困，希特勒與史達林的條約尚未撕毀，歐洲這兩大警察國家的合作正弄得人心惶惶」，因此，閱讀西默農並非無關宏旨。西默農對法國警察的結構和處事方式的洞見十分有用。鄂蘭的一些朋友認為她太愛從陰謀論設想，也太愛把官僚的無能看作是背後的共謀。可是，有些朋友聽了她的勸告，而沒有遵從一九四○年十月法國警方要求所有猶太人到就近警局登記的命令，這時就會感激西默農激發鄂蘭對警方的不信任了。他們不去登記，雖然會在無國籍的身分上再添上另一條不合法處，可是他們卻不會像很多遵守命令的難民，在登記表上提供地址後就被逮捕。
列寧也讀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On War），鄂蘭在一篇談論羅莎・盧森堡的文章時因此提到：「列寧受克勞塞維茨的影響，開始思考戰爭導致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瓦解的可能性，以取代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鄂蘭閱讀克勞塞維茨，也考慮同樣的可能性，並有所期待。她開始從理論角度分析民族國家，她的批評成為《極權主義的起源》其中一個主要論點。她這部理論著作將是什麼模樣，她在法國時還沒有清晰概念，但她已接下了在自己身上的任務，就是寫作一部有關反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全面著作，是對她當時稱之為「極端帝國主義」的歷史探索：一個在主權國家中掌權的民族對少數民族施以極端形式的壓迫。她開始猜測，如果希特勒戰敗，戰爭會否提供一個機會，讓一個非主權國家的聯盟得以誕生，也就是一個歐洲聯邦，就像她和布呂歇希望前去的那個聯邦國家──美利堅合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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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在十月頒布猶太人須向地區警局登記的法令，鄂蘭和布呂歇就開始尋求前赴美國的簽證。瑪莎從巴黎前去蒙托邦，三人也去了被譽為法國「簽證之都」的馬賽好幾次。最後，鄂蘭和布呂歇取得了美國的緊急簽證，鄂蘭的前夫斯坦在美國也有為此出力。鄂蘭在「青年遷徙」的職位讓她獲得特殊考量，而布呂歇則以丈夫身分獲得陪同前往的簽證，但瑪莎的申請沒有同時批准。當時的情況很嚇人：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申請的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七人，但只有二百三十八人在一九四○年八月至十二月之間獲得簽證。在法國處理難民簽證申請的緊急援救委員會簡直瘋了。即使難得的簽證終於到手，維琪政府也很少簽發出國許可證，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對於已安排從里斯本啟航的難民是否簽發過境許可，也難以預料。
鄂蘭和布呂歇很幸運取得了簽證，可是若不夠機智的話也是枉然。他們騎單車非法進入馬賽去拿簽證。一切順利，直到他們在旅館房間接到一個訊息：布呂歇要到旅館櫃檯報到。她們知道警察的腳步近了。布呂歇從房間下樓，裝作一無所知，留下了鑰匙，在任何人能制止他之前走出了旅館。鄂蘭稍後跟在他後頭。當她確定布呂歇安全藏身一家咖啡館，她就回到旅館結帳，然後吃早餐。當旅館職員問她丈夫去了哪裡，她就演了一場大戲，先是大嚷著丈夫已被抓到警局，然後指責那個職員：「你要為他的遭遇負責。」然後她前去接走布呂歇，隨即離開馬賽。
在這次驚險逃生之後，他們被迫留下瑪莎而準備啟程。很幸運地，他們遇上了鄂蘭來自巴黎的俄國朋友古爾芬凱；她在協助分發瑞士的賑濟食物包和美國聯合分配委員會的救濟金給蒙托邦附近的難民。她答應照顧鄂蘭，直到對方的出國許可證獲批准。一九四一年一月，維琪政府短暫放寬出國許可政策，鄂蘭和布呂歇馬上搭火車前往里斯本，在那裡等了三個月，終於登上了前往紐約的船，船票由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提供。五月瑪莎也拿到了赴美簽證，她及時趕到里斯本，所坐的船只比女兒和女婿的遲了幾個禮拜。他們的逃亡可說每一步都是運氣。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國國務院再次收緊入境政策。美國讀者能看到的對難民困境的描述寥寥可數，其中《國家》（The Nation）雜誌一九四○年八月十七日的一篇文章責備反法西斯政府無所行動，文章很切題地定為〈法國的惡夢〉。可是，對於那些沒能像鄂蘭、布呂歇和瑪莎般幸運的人，卻沒有什麼對應措施，得以幫助他們逃出生天。
情況的嚴峻，對隔了一個大西洋的美國人來說不那麼明顯，對仍身陷歐洲的人也不一定顯而易見。鄂蘭經常提起的，有希佛定的故事──他在柏林當《社會學刊》的編輯時鄂蘭就與他相識──還有布萊特帥德（Rudolf Breitscheid）博士的遭遇。兩人都曾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後來都取得了得來不易的美國簽證，卻拿不到法國的出國許可證，被關在馬賽諾曼第飯店的拘留營。一九四○年八月，朋友嘗試說服他們要在德國要求把他們遣返前，用假名申請出國許可證，或在沒證件的情況下越過庇里牛斯山逃走。根據德法停火協議惡名昭彰的第十九段，在德國要求下，法國得交出境內的所有德國人。希佛定和布萊特帥德卻信任維琪政府，不相信法國會把他們引渡回德國。可是六個月後，他們就被送到占領區與非占領區之間的邊境，交給了德國，然後被處決。每當鄂蘭要具體說明信心錯置和拒絕行動可能要付出的代價時，她就會提到這個故事，以及其他留在居爾的被拘留者的故事。
這些都是叫人警惕的故事。但對鄂蘭和布呂歇來說個人感受最深的，卻是班雅明置身於「法國的惡夢」的最後一年。經過法國詩人暨外交家聖約翰・裴爾斯（St.-John Perse）交涉，班雅明在一九四○年春天免除拘留。他從巴黎經露德前往馬賽，在那裡探望布呂歇，同時得知當時已從德國搬到紐約的社會研究中心有同事替他取得了美國緊急簽證。他接著設法取得了西班牙的過境許可證，卻沒有法國的出境許可證。他決定跟一小群人非法離開法國，取道越過庇里牛斯山的一條逃生路線前去蒲港，那是馬賽的難民熟知的一個地點。可是當那群人到達西班牙海關關卡，卻發現過境許可證不能用：剛巧這天邊境關閉了。「難民原本要在次日循原路返回法國。……就在當天夜裡，班雅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也正因為此一自殺事件的影響，邊界官員同意放行，其他人乃得以前住葡萄牙。數星期後，簽證禁令解除。班雅明如果早到一天，可以毫不費力地通過邊境；若晚一天，人在馬賽就會知道無法從西班牙過境。但卻偏偏選中了那一天，災難於是降臨。」
班雅明遇上的西班牙邊境守衛並不友善，跟布萊希特那首詩中獲老子傳授智慧的那位邊疆官吏不一樣。班雅明遇見的守衛沒有請求他在流放路上把他的《道德經》寫下來。不過在戰爭的第一年班雅明有時間撰寫幾篇評論，其中一篇所論述的，就是布萊希特這首詩和它懷抱著希望的訊息：
……柔弱的水，它一直的流，
終將克服最堅硬的石頭。
你當領悟：堅者之不能久。
這是老子流放途中發出的訊息。可是，就像班雅明在他那篇漂亮的評論指出，老子把這些充滿智慧的話，先是說了出來，然後寫了下來，只是因為友誼的呼召。
布萊希特在詩中敘述，年邁的老子和他的年輕書僮在流放途中被一位邊疆官吏攔下，問他們有沒有什麼話要說。他們什麼都沒有。書僮卻主動指出他的主人「是一位老師」；這一點，據詩中所述，是值得向對方報告的。當官吏問到這位年邁智者教的是什麼，書僮就向他說出了柔弱的水能克服堅硬石頭的道理。當智者和書僮繼續上路，官吏反覆忖度訊息的意義，然後他趕上去，懇求智者告訴他更多。他說，他只是個官吏，但他有興趣認識「克服之道」。他給兩位旅人提供晚餐和紙筆。智者對這位樸拙的人起了尊敬之心，就像班雅明所說的，認定他具備發問的才智，他有資格提出問題，他是朋友。「敢於發問的人，值得給他答案。」智者說。書僮從實際景況補充：「這裡滿冷的呢，能夠送暖也是滿好的。」智者於是決定為這位官吏幹一番大事，卻表現得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對待「最大的事，宛如那不過是最小的事」。班雅明從智者的表現，看到了友誼的真正面貌：深邃的眼神、謹而慎之的尊敬、某種若無其事的態度又不把大事看成一回事，還有某種的距離。「友誼並不會消除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而是鮮明地把距離凸顯出來；智者給官吏幹完這番大事後，他倆之間就再沒有什麼事了。」智者只是把《道德經》的八十一章格言寫了出來，吩咐書僮交給官吏；布萊希特說，這是官吏應得的答謝，因為他提出了要求。
班雅明這篇談論友誼本質的文章，是回應布萊希特那首詩。他自己最後的遺言也像《道德經》般，是一輯格言。他的〈歷史哲學散論〉（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是回應另一位朋友的著作而寫──那是哥舒姆．舒勒姆的《猶太神祕主義的主要趨勢》（Major Trends of Jewish Mysticism）。
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的冬天，布呂歇和班雅明花了很多時間討論這本舒勒姆從巴勒斯坦寄給班雅明的書。他們從這部著作中看到的主要故事，是十七世紀由自稱救世主的薩巴泰．澤維（Sabbatai Zevi）所掀起的運動。鄂蘭後來將這次運動稱為「最後一波偉大的猶太政治活動」，它由以救世主自居的神祕傳統衍生而來；鄂蘭認為它「看來是獨特的，因為專門著眼於現實和行動。……〔在眾多神祕主義中〕只有猶太神祕主義能帶來偉大的政治運動，轉化為真正屬於民眾的活動。」鄂蘭可以由此瞥見一個歷史先例，表明猶太歷史與歐洲歷史在未來得以調解，這是反駁「回到猶太小社區」的有力論證。她也看到另一項超越性原則，跟聖奧思定那種超脫俗世的愛不一樣，有另一種「對世人的愛」可望在現世實現。
班雅明也從舒勒姆的著作中有所領悟。他提出一種近乎神祕主義的時間觀，也就是「此刻（Jetztzeit）充塞著所有時間」，他希望這種觀念能衍生一種現實的、以行動為依歸的過去與未來意識。〈歷史哲學散論〉反對歷史主義（historicism），不同意可以將一個所謂的過去劃分或建構出來，甚至把它重新經驗一遍，彷彿它跟其後發生的一切可以完全割裂開來。這部著作也同時反對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反對它那種「人類在歷史中的進步歷程的概念……走過的是無質地可言的空泛時間」。班雅明一方面揭櫫歷史主義所建構的假象，指出它只是試圖以歷史上勝利民族的價值觀來引導全人類；另一方面又破除歷史唯物論建構的對未來的虛假希望，指出它就像是猶太教所禁絕的預言。他同意禁絕預言，但他的理由是立基在他閱讀舒勒姆的著作時對猶太救世主概念的理解：「可是這並不表示，對猶太人來說，未來就成為了無質地可言的空泛時間。因為每一秒的時間，都可能是救世主打開大門降世的一刻。」
班雅明最後一次跟鄂蘭和布呂歇碰面是在馬賽，他將一些手稿交給他們保管，其中包括〈歷史哲學散論〉，希望這部著作的手稿能送到紐約的社會研究中心。鄂蘭和布呂歇有幸成為這位朋友的訊息傳遞者。
當他們在里斯本等待乘船赴美時，鄂蘭和布呂歇相互高聲朗讀〈歷史哲學散論〉，也念給聚集在他們身邊的難民聽。他們討論、辯析他從這一刻到另一刻期盼救世主的意義。可是要等到兩年後，鄂蘭才用文字回應了班雅明這份友誼的最後禮物。一九四二年秋天，鄂蘭和布呂歇開始讀到來自歐洲報紙的新聞，再次被推向一九四○年夏天和秋天他們曾經歷並曾克服的絕望景況。他們得悉德國設立了集體屠殺中心，用毒氣屠殺猶太人，而居爾營的所有人都被送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被集體殺害。一直在精神上支撐著他們的對歐洲的希望、對「真正民眾行動」的期望，隨著這些報導趨於幻滅。鄂蘭寫了一首詩悼念過世的朋友，是道別也是跟朋友打招呼，標題很簡單──〈W.B.〉〔華特．班雅明姓名的縮寫〕：
黃昏將再臨。
黑夜將從繁星降下。
我們會把伸出的手臂擱在
近處，遠方。
黑暗中輕輕響起
短小的古老曲調。聽著，
讓我們彼此斷絕，
讓我們最終潰散。
聲音在遠方，愁緒在身旁。
就是那些聲音和這些死人，
我們遣作信差
在我們前頭，哄我們入睡。
＊作者為美國著名心理治療學家及哲學家。在紐約新學院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時受漢娜鄂蘭指導，於鄂蘭去世後為其撰述自傳。她承襲雅斯培、鄂蘭一派的傳記哲學書寫，認為哲學思想並不只是抽象思考，更是人類具體生命脈絡的呈現，這讓她的鄂蘭傳除了分析重要作品，更著重鄂蘭跟個人境遇的對話與互動，將這位哲人放回屬於她的動盪時代。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