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須無條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應該自由，那麼他們就應該擁有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權利。到時候，沒有法律應該容讓民主進程流產。」 —— 李光耀，1955年
近幾年有關李光耀的訪談錄、回憶錄接二連三地面世，層迭起來幾近兩尺，英文原版大部分由「國家喉舌」海峽時報出版社主理，中文版則在各地有不同版本。如果《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2012年出版）可以被視為這位當時年近九旬的建國之父跟年輕世代辯論核心國策，那麼《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 新加坡雙語之路》(2011年出版)要辯論的更是核心的核心 —— 語言從來都不只是一種技能，更是國家建構之本。此外，為開國元勛「造像」自是不可或缺。
李光耀辯才無礙，沒有太多人會質疑。不過如果有讀者期望可以透過訪談錄去跟他認真地神交論道，難免失望。《硬道理》厚逾四百頁，負責採訪的大都是比較年輕的新聞工作者，李光耀對所有問題都斬釘截鐵，毫無避忌虛飾，關鍵是大家期待《海峽時報》的記者可以問得有多尖銳、到位？他們都觸及到讀者正在磨拳擦掌的課題，卻幾乎都不會用犀利的問題去詰問要害所在。記者會問「行動黨能否屹立不倒？」，李光耀說人民行動黨不怕被替代，因為反對派根本就沒有政治人才。支持者讚賞他瀟灑自信也好批評者不屑他尖酸辛辣也好，反正記者就不會捧著羅兆強的《白色風暴：新加坡的新仇舊怨》（2010年出版）去請李光耀逐一交待，半個世紀以來那一大批政治異見者怎麼入罪、下場如何？記者問他「很多人說，他們害怕人民行動黨。這裏有讓人恐懼的氛圍，對異議的鎮壓等等。」李光耀反問：「不對，不對。你害怕嗎？」記者馬上稀釋：「既然我在問你這個問題，顯然我不害怕。」李光耀咄咄追問：「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你有什麼好怕？」記者當然不敢直截了當地質問他，選舉時的選票編號措施，事實上算不算記名投票？而這種「讓人恐懼的氛圍」，跟人自信不自信有什麼關係？
新聞工作者理應知道什麼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吧？我不肯定新加坡的新聞工作者對捍衛這種自由有多執著，但相信當中沒幾位會忘記Singapore Herald和Eastern Sun在1971年是怎樣被政府關門大吉 —— 罪名是「不明外國勢力介入」。有關回憶李光耀，最令我興奮的新書其實是去年出版的LKY: Political Cartoons，新加坡政治諷刺卡通大師Morgan Chua四十多年來的傑作選集。當年Singapore Herald被禁，據說就跟Morgan Chua的卡通有關；他在翌年發表的一張名作（也有編入LKY），恰好以香港傳媒為題：李光耀在香港的紅燈區落荒而逃，衣履不全的他邊跑邊埋怨這裏的傳媒「無王管」，跟新加坡相比，」香港根本沒有人在嘗試建構一個國家。」
對李光耀而言，有甚麼比國家建構更重要？又有什麼比國家建構被受威脅更讓人恐懼？Singapore Herald被禁之後二十年，亦即是李光耀從在位超過31年的總理職務卸任之後的第一個國慶節，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武裝部隊在哥打丁宜舉行聯合軍事演集。李光耀在《硬道理》一開始就用這個擲地有聲的故事提醒年輕一代，這個被受列強唬嚇的蕞薾小島，能不時刻戒慎恐懼？新加坡必須要有強大的國防（按2010年數字，新加坡人均軍事開支全球第四），優越的經濟，否則何以屹立？這種意識形態幾乎貫串了他所有的訪談錄、回憶錄。在新千禧年出版的《李光耀回憶錄》，厚逾1,500頁的結論是以希臘、雅典城邦模擬今天的新加坡：偉大如希臘、雅典，終也逃不過慘遭洗劫滅絕，難道新加坡就沒有消失的可能？心須堅持經濟進步、社會和諧、唯才是用，那種消失的可能才可大大減少。於是，政府制度、政策、行為的方方面面都因應國家建構這使命來篩選，民主制度和新聞、言論自由也不得倖免。
《李光耀觀天下》（2013年出版）書中強調，新加坡必須要由幹練英明的優才當政治領導。
對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擇善固執的朋友，固然視李光耀不少政策、行為為獨裁者之舉而齒冷，但也有好些西方觀察家承認他的治國之道令新加坡成功，是對失效頻頻的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者索性叫西式民主）豎起一面「照妖鏡」（例如美國The World Post的主編Nathan Gardels） —— 不採用西式民主，新加坡不也是一個亮耀全球的經濟奇蹟？今天在經濟上百病纏身的是西方列強還是新加坡？目光短淺唯利是圖庸碌自私的政客，充斥在西式民主制度當中的多，還是在新加坡的多？他的好些辯解也許似是而非，例如在《硬道理》和《李光耀觀天下》（2013年出版）中都強調，新加坡必須要由幹練英明的優才當政治領導，但這些人都不願參加西式民主當中那些風高浪急陰險偽善的競選，那僅能選出只懂得擺姿態做秀的庸才，所以新加坡需要設計令這些優才得以順利上位的特殊制度（例如集選區制），否則早就淪落云云。20年前他在《外交事務》接受主編Fareed Zakaria訪問時發表經典的「文化命定論」 (culture is destiny)，否定了西式民主應該是亞洲／華人的必然選擇，激發的學術辯論歷久彌新。然而，他用新加坡實實在在的成就證明，西式民主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在這裏難稱「普世」，「亞洲模式」至少能做到各擅勝場各取所需的態勢。
讀者不難意會Zakaria其實在用滿有同情理解的方法去進行那次訪談，讓李光耀得以從容地高談闊論他的「亞洲模式」（反而是李光耀的言談有點過度好勇鬥狠）。像Zakaria、Gardels這類西方知識分子並不罕見，當你對世界的這一邊愛之深責之切，就想去世界的另一邊尋找睿智，李光耀是熱門人選，因為他想到、敢言、成事。普立茲新聞獎得主Tom Plate在訪談錄Citizen Singapore: How to Build a Nation（2010年初版）更嘗試用政治哲學大師Isaiah Berlin有關狐狸與刺蝟的寓言去定義李光耀：他可以對老百姓的政治、社會生活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都「設想周到」，在波譎雲詭的冷戰當中游刃求生，狐狸的諸般聰明表露無遺；抑或，千頭萬緒還不過是為了國家建構和安全，專心致志一如刺蝟？在政治領導上，他的信念則近似柏拉圖主張的「哲王」治國。李光耀也坦言，與其奢談一人一票的純潔，他只對行得通的、成功率高的、在此時此處能夠獲得最好（here-and-now, the best-we-can-get）的方法感興趣。雖然一直自稱自己對政治哲學不感興趣，但讀《去問李光耀》（2013年出版），你可以聽到李光耀向馬基維利致敬：
「在被敬愛和畏懼之間，我一向相信馬基維利是對的。如果沒有人怕我，我就沒有任何意義。……至於群眾在不同時刻怎麼看待我，我認為完全不重要。……即使大家都反對，只要我知道這是對的，我就勇往直前。……我的職責是在下一次選舉前，確保有充分表現，向人民顯示，我可以讓他們轉過來支持我。」
李光耀：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須無條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應該自由，那麼他們就應該擁有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權利。
大家當然可以拿民眾的一些怨言大做文章（例如近年的房價、新移民問題，2011年大選的得票率新低，等等），去想像新加坡領導人其實面對這樣那樣的威脅。可是，立國以來新加坡何曾不是面對種種威脅？但威脅產生「畏懼」，「畏懼」令群眾「團結」，新加坡領導人不因威脅而選擇隨波逐流，而是藉「團結」去行使權力，改善劣勢，這也許正是The Big Ideas of Lee Kuan Yew（2015年出版）告訴讀者「李光耀思想」的吊詭之處。因為第二次工業改革成績欠佳，行動黨在1991年大選得票率低落，跟2011年的一次其實分別不大，但1997年大選不是強勢回升嗎？1998年民調雖然發現近五成民眾埋怨政府施政前沒有徵詢民意，只有不足三成民眾認為政府能夠接受批評，但信任政府治國能力的卻高達九成，三年後2001年大選行動黨的得票率更創造三十年來新高。過去十多年來多項民調都發現，受訪者認為「作為新加坡人很自豪」的比率大多高至九成以上，2010年的一次是97﹪。
20年前「文化命定論」一刊出，後來成為南韓總統的金大中馬上在下一期的《外交事務》撰文反駁李光耀，提醒大家比起英國的約翰洛克提出社會契約論早二千年，中國的孟子就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了。在《新加坡雙語之路》李光耀說：從政治選票的立場而言，要輕取最多數支持，只要以華語作為第一語言就可以了，但這樣國家會分裂，也難以令小城邦在國際社會嶄露頭角，因此他堅持雙語政策，「雖千萬人，吾往矣」。李光耀堅信自己向來都以民眾和社稷為重，他的思想中壓根兒就不包括「聞誅一夫紂矣」的畏懼。與此同時，他也從來沒有誇稱自己建立了柏拉圖式的烏托邦，那只是Gardels和Plate等人的說法；半個世紀以來大部分時間經濟高速增長，政治穩定，社會衝突不多，民眾認同感高，就是李光耀一生力所能及為新加坡小城邦建構的此時此處此模樣。假如金大中和其他亞洲朋友對李光耀不以為然，是從民本主義出發，而不是洛克的社約論思想，那麼用工具理性去檢討李光耀的民本主義成績表，平心而論，能不算名列前茅？西方模式有多大把握足以超越？還是大家捫心自問，有多少民眾願意放棄（至少犧牲一部分）上述「新加坡模式」的成績表，來換取社約論強調的天賦人權（民主的內在價值）、政權民授（民主的程序公義）？
看看篇首的說話，作為英殖治下一位反對派領袖，32歲的李光耀何嘗不也曾經是好些洛克思想的支持者？讀他那一疊訪談錄、回憶錄，多少可以了解他怎樣變成後來的李光耀。但也許更為有趣的是，在月旦李光耀的人當中，有多少人是真的認為他應該堅持「洛克」下去？又有多少人其實是遺憾他不夠「柏拉圖」，甚至還不夠「馬基維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