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新任內政、建設和家園部部長或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不久前在《法蘭克福彙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全球化、移民和新自由主義」的文章中。其中他寫道：「對我而言，『家園』這個概念是中心，因為它寓意深厚，卻比『主導文化』或『民族』少具爭議。」
澤霍費爾這句一帶而過的話，很有可能對德國的保守思想帶來變革性的衝擊和影響。畢竟，在我們當下所處的「奇異社會」（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亦即以「標新立異」為標準的社會中，他沒有繼續強調基於國界的「民族」、「一體化」、「同一性」等這類民族主義詞彙。
德國的民族主義改頭換面
「少具爭議」讀來輕描淡寫，我們不妨可以將其翻譯成「少含政治意味，或不追時髦」。那麼，二十多年來德國國內有關「主導文化」的爭論是否就此而消失了呢？澤霍費爾解釋說：「數世紀以來，位於歐洲中部的德國已然成為許多人休養生息的家園……從古到今，有數不清的例子可以充分證明，德國有能力讓完全不同的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他的這番話語重心長，再次讓人意識到德國所處的歷史和地緣條件：地理邊界極不穩定，難以確保「生存空間」，數世紀以來一直是眾多民族「穿堂而過的區域」和兵家必爭之地，甚至在史前，這裡就是民族遷徙的交匯點。這點，德國每個區域的地方歷史博物館裡都有所記載。
德國很晚才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很長時間內，「民族」這個源自法國大革命的現代概念很難在德意志地區生根、開花並結果，因為它太具政治意味，有時還相當抽象。而且，對民族的認同在很多情況下甚至還意味著必須放棄自己原有的文化根源和生活方式。「家園」則顯得樸素無華，貼近生活，更容易得到相關人群的理解和認同。
當然，「家園」亦非淨土，也有不寬容和排外等現象，但它畢竟具有政治屬性生效前的原始歸屬感：這裡起決定作用的首先不是國籍、出身和政見，而是當事者之間融洽的同處和彼此的信任。外來的個人、家庭或團體是否能在新家園安居樂業，是無法靠入籍測試結果來體現的，而是要看鄰里之間是否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說，澤霍費爾啟用「家園」這個包容不同人種文化的概念的確是一個聰明的政治舉措：它不僅把最保守的思想與多元的現實結合起來，同時還把「民族」這個不可或缺的概念從同化或融合所需付出的代價中解脫了出來，也成功規避了「主導文化」這個概念所引發的爭論和分裂社會的後果。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此番提出用「家園」替代「主導文化」的恰恰是屬於保守陣營的基社盟（CSU）前黨魁澤霍費爾。眾所周知，自上世紀末以來，保守的右翼黨派一直是強調本地文化主導地位的主要推手。
「主導文化」的來龍去脈
「主導文化」這個概念由敘裔的德國政治學家巴薩姆·緹比（Bassam Tibi）於1996年首先提出。但他所說的「主導文化」是指基於歐洲的社會價值共性，認為歐洲主導文化的基礎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 （相關報導： 歐陽尊觀點：文明與野蠻，有時只有咫尺之遙 ｜ 更多文章 ）
1998年，他在《沒有自我特徵的歐洲？多元社會的危機》（Europa ohne Identität? Die Krise der multikulturellen Gesellschaft）一書中寫道：希望成為主導文化的價值應該與現代文化俱進，具體來講就是：民主性、世俗性、啟蒙性以及人權和文明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