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洛伊研究所這類組織將日本譽為亞洲自由秩序新領袖，川普與拜登政府也都採納了日本的關鍵性戰略做法，日本成功研擬、執行重大戰略的真正能力仍有一些令人疑慮之處。
反面論點的思考
一整代專精歐洲或中東事務的美國外交政策領導人，仍將日本視為美國戰略附屬品，而不是一個自成一格、逐漸嶄露頭角的思想領袖。當我告訴美國外交政策領導人或國會議員，對近年來美國的中國戰略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首推日本時，他們一開始都有些不以為然—不過在經過一番反思之後，一般都會同意我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於安倍辭職後出版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二○二○年十一／十二月號，刊出一篇有關日本的社評，名為〈低估了的強國〉(The Underappreciated Power)，社評作者、布魯金斯(Brookings)研究員米雷雅．索利斯(Mireya Solís)又一次提醒讀者，何以日本能一方面對全球對華政策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同時還能在印太地區維持一種開放的自由秩序。
三個有關日本能力與影響力的負面假定，對日本特具殺傷力。它們雖不能損及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安倍轉變了日本戰略—但有助於詮釋日本面對的一些限制，也因此值得我們加以考慮。第一個負面假定是，日本面對太多內在衍生的結構性挑戰，無暇塑造外在安全環境。一度號稱飛馳中的經濟機器、即將超越美國的日本，如今人口漸減、商業文化過於保守，已經淪為許多人口中的跛足巨人。由於七十五歲以上老人將於二○二○至二○四○年間增加百分之二十，日本面臨嚴峻的人口挑戰已是不爭之實。
不過，就像二十世紀八○與九○年代高估日本國力一樣，近年來人們對日本的低估也同樣不準確。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因為不能只依靠經濟成長提升國家影響力，才不得不考慮運用其他過去遭到忽略的國力工具，包括軍隊、婦女授權、軟實力、貿易談判、與外在聯盟和夥伴關係等。
或許之後日本還會考慮移民等等其他國力來源。確實也是如此：如果經濟力量是國家戰略影響力的唯一評估指標，美國經濟產值的全球占有率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年間從百分之五十跌到百分之二十五，但世界首要強國的地位卻仍然屹立不搖；英國的全球經濟產值占有率從未超越百分之十(日本目前的占有率約為百分之七)，但能稱霸全球百餘年，豈不令人費解？簡言之，答案在於國策戰略。但無論怎麼說，就算日本技巧高超、能夠以小圖大，它的戰略仍然受限於相對國力消長情勢時不我與的現實。
因相對國力不足，而迫使選項必須更聰明的事實，催生了第二個負面假定—日本或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是否有能力推動「大戰略」。大多數學者認定，紀律、秘密、與堅持不懈地追求國家目標，是遂行大戰略的必要途徑。但誠如我在我那本美國亞洲戰略史《超越天意》(By More than Providence)中所說，制衡、爭議、與透明是民主治理三大要件，而這三大要件又都對大戰略的遂行構成制約。 （相關報導： 風評：悼安倍晉三下半旗，有仁智之見難謂「違法」 ｜ 更多文章 ）
拜戰後反戰綏靖主義文化之賜—幾十年來，日本政界與學界人士對「戰略」一詞避之惟恐不及，認為它軍國主義色彩過重—日本的故事尤其複雜。多年來，日本學者也注意到，日本戰前與戰後出現的官僚風氣，能讓國家決策方向因繁文縟節與派系鬥爭而模糊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