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後期至今，法國平均罷工日數在全球名列前茅，與六八世代的生命記憶及經驗傳承息息相關。從大學校園到工作職場，從法國到台灣，六八不只是年代記憶，也該是指引未來的想像。
五十年前的這個禮拜，法國掀起了史上最大的罷工浪潮。從一開始區域性的兩百人，到一周後將近一千萬人參與。各地大小廠房停工，全國公共運輸停擺，郵件也不送了，銀行現金提領的速度驚人，加油站沒油可加。
這場風起雲湧的準革命行動，源於工人對五月學潮被當局鎮壓的憤怒和同情。但它驚人的延燒速度，並不完全經由大型工會組織動員，而是去中心化的遍地烽火，由下而上的自主發起。甚且在數以千計的工廠裡，罷工者沒有休息，他們群聚一塊，議論接管權力的可能。
如果沒有工人廣泛加入，或許法國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運動，和當時世界各地掀起的青年學潮，可能就沒有太大差別。正因為體力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確切（而非象徵代表性）地結合起來，占領校園和占領工廠成了分進合擊的必要，關於新社會的革命想像才得以開展。
當時支持學運的工會聯盟便表示：「學生根本上所要挑戰的，是既存社會裡那個僵硬而令人窒息的階級結構。學生爭取大學民主化，和工人爭取工廠民主化，屬於同一性質的戰鬥。」
事實上，在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右派政權的十年統治下，底層工人與管理階層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尤其對青年世代和移民族群來說，低薪與失業壓力日夜重壓著他們的生活。這無疑是學運爆發不久，工潮隨之而起的關鍵背景。
儘管後來由於運動路線的內鬥分裂與政團的權謀收編，這場五月革命並未實際完成，法國乍看又重回資本主義秩序，令許多志士灰心喪氣。但從長遠的「心態史」演進角度來看，社會變遷確實已經發生。
根據統計，二十世紀後期至今，法國的平均罷工日數在全球名列前茅（另一罷工大國是丹麥），這與六八世代的生命記憶及其經驗傳承息息相關。而社會大眾普遍也有「即便我不同意，但我尊重你可罷工權利」的同理共識。法國受僱者的勞動條件據此逐步墊高，無論右派執政或景氣危機，大致都能排在世界前段行列。
五十年前此刻吹響的革命號角，雖沒能畢其功於一役，但關於個人苦悶生活可以集體團結改變的信念，卻持續播種、四處開花。從大學校園到工作職場，從戰後首批嬰兒潮到千禧寶寶世代，從法國到台灣，六八不只做為消逝年代的記憶，也該是指引未來的想像。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臺灣教師爭取罷工權，有何不可？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現任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原刊於1629期《新新聞》，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