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王義雄律師發起「兩岸和平談判公投」，其主文罕見提到為避免戰爭推動兩岸和平談判而召開的國是會議，其中各界代表需有過半數為女性。在台灣海峽兩岸被國際公認發生軍事衝突（戰爭）風險最高的地域之際，此一主張與聯合國倡議應賦予婦女更多權力，以保障婦女參與和平與安全談判進程之國際潮流高度一致。
戰爭的本質就是殘酷，戰爭波及之處可摧毀一切的自然與文明。我們可以看到戰爭對伊拉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影響，包括廣泛森林濕地被破壞、野生動物失去棲息地，而戰爭活動導致水土污染、富含重金屬的有毒灰塵散佈於空氣，大量製造溫室氣體等等，而人類建立起的任何文化、制度與系統亦無法居間運作，在此之下，戰爭會讓沒有資源的的弱勢者都成為第一線最大的受害者。
聯合國婦女署執行主任希瑪巴豪斯 (Sima Bahous) 在今年的國際婦女節接受美國CNBC訪問時曾指出「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受到戰爭的衝擊，女人和女童更是在戰爭引發的性暴力以及性別差異導致之暴力下，付出最高的代價。」以往的刻板印象總認為，男性上前線容易成為砲火下的犧牲者，女性在後方不會喪失性命，而是失去他的父親、先生和兒子。
為什麼巴豪斯女士反而認為女性比男性在戰爭中更容易遭受傷害呢？
從最近的俄烏戰爭來看，聯合國婦女署分析烏克蘭的資料發現，每100位婦女難民抵達救援站，會帶著77位11歲以下的孩子在身旁，顯示在撤離時，女性仍承擔了更多兒童照顧的責任。因為食物飲水缺乏，這些女性戶長家庭的安全性也比男性戶長來得低，包豪斯女士提到女性易遭受的性暴力包括：性騷擾、性侵與輪姦、性剝削、強迫結婚或強迫墮胎等，而性別差異帶來的暴力事件則包括：肢體暴力、奴役虐待、人口運販。這些都是女性比起男性在戰爭下容易遭受到性別不平等的待遇，這些都是非戰爭區人們不易覺察或容易被掩蓋之事。
聯合國婦女署指出，女性的運動者和記者，容易遭到綁架和迫害。約82%的烏克蘭女性受訪者認為，軍事衝突加劇了公共場合對婦女與女童的性騷擾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另有研究揭露，因流離失所造成的心理壓力，女性比起男性受到更大的影響。另外，戰爭也會讓性健康與生殖健康的問題益發嚴重，根據統計約有26.5萬名烏克蘭的孕婦，因為衛生照護服務的中斷而承受更大的孕期風險。以上資料在在顯示大多數女性並不會受益於戰爭，而是被迫面臨非常嚴重的生存威脅。
女性雖是後天社會文化下的弱勢者，但是女性並不是天生的弱者。巴豪斯女士認為：「只要賦予女性權力，女性有很大的韌性可以成為領導者，從談判桌到餐桌，帶領她的家人、社區和國家，遠離脆弱到達安穩狀態。」我們可以從許多國際救援工作中發現，女性即使受害於戰爭必須身兼數職，但仍在社區中作為帶領者，替代政府承擔各項服務，包括無償提供家務勞動與護理、開車運送傷者就醫、提供藥物或關懷，或是代替學校教育兒童，這些工作顯示了婦女能協調整合需求，為弱勢者提供資源。但意外的是，她們卻經常被排除在各項人道救援行動的規劃和決策之外，這也是為何聯合國婦女署要賦權於婦女，倡議「讓婦女參與和平與安全的進程以及人道行動」，因為婦女面對災難有極大的韌性，給予她們權力，她們能成為很重要的協調者。
從人類的歷史尺度來看，和平相當珍貴而短暫的，一個主要但長期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婦女長期被排除在戰爭與和平的決策區之外。和平既是眾人想望的結果亦是一個努力的過程，和平的狀態就像任何的社會關係，包括家庭關係，社區關係甚至國際關係，都需要投入心力認真經營和維護才得以維持。
要實現世界和平，就應該賦權給最有心力維持和諧關係又最能在和平中受益和在戰爭中受害的婦女，才能解開人類千古以來無法擺脫的戰爭魔咒。和平談判公投行動正是呼應聯合國婦女署支持婦女的戰略優先策略，因此，在追求和平的議題上，必須保障承擔最大風險的女性，特別是無權無勢的女性，擁有最大的決定權和話語權來參與各項和平進程的規劃和決策。若無法讓超過半數的婦女參與就是違反了政治決定的基本倫理，終局的和平也必如海市蜃樓，看似就在不遠處卻永遠難以企及。 （相關報導： 嚴震生觀點：民主式微的美國在G7峰會強調韌性民主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高醫大生物醫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