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專欄:奧斯卡的政治 引領反思現實

2015-02-24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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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人》導演獲頒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等獎時,不忘為墨西哥移民說話。(美聯社)

《鳥人》導演獲頒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等獎時,不忘為墨西哥移民說話。(美聯社)

這是一場十分政治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不同的明星和電影工作者紛紛為不同的弱勢族群說話:女性、黑人、墨西哥移民和同志,甚至是香港的雨傘運動。

他們幾乎提出了當下美國和世界的各個重要問題。

別說電影與政治無關。這一屆奧斯卡尤其爭議:為什麼這麼白、這麼男性主導?最佳影片的故事都是以男性為中心,而男女主角和配角的提名人全都是白人?

當以電影「Boyhood」獲得最佳女配角的派翠西亞艾奎特在致詞時大聲說出「這是去爭取美國所有人的薪資平等,以及性別平權的時候!」梅莉史翠普和電視機前的我們也都大聲叫好。

當《鳥人》導演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Alejandro G. Iñárritu)最後說,「我要把這個獎獻給我的墨西哥同胞,住在墨西哥人的人們。我期待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真正值得的政府。而現在最新移民來美國的一代墨西哥人,我祈禱他們能夠和之前的移民──他們來此建立這個偉大的移民國家──獲得同樣的尊嚴和尊敬。」我也同樣感動,因為這是美國這幾年關鍵的政治和社會議題。

當然,更多人感動的是,以「模仿遊戲」獲得最佳改編劇本的Graham Moore在致詞時說:「當我十六歲時,我想要自殺,因為我覺得自己很怪,自己與眾不同,我覺得我不屬於這個世界。現在我站在這裡,我想要把這個時刻獻給那些同樣覺得自己很怪、自己很不一樣,自己不屬於任何地方的小孩。保持怪胎,保持不同。然後,當該你有機會站在這個舞台上時,請把這個訊息告訴下一個人。」

這段話既是個人的,也是政治的。

如果你看過這部電影,會知道這部戲其實談的是在那個仍然黑暗的時代一個同性戀者的哀歌。

也有許多朋友興奮與感動於以電影《逐夢大道》(Selma)的主題曲「Glory」獲得最佳原創歌曲的John Legend和Common在致詞時提到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座橋的精神超越了種族、性別、宗教、性取向和社會地位。這座橋的精神連結起了想要過上更好的生活的芝加哥南邊的小孩,到捍衛言論自由的法國人民,到為民主抗爭的香港民眾。」

但他們的言論並不是都這麼勵志,還有對美國的嚴厲批判。「我們知道他們在五十年前所爭取的投票法案現在遭到很大的妥協。我們知道現在對自由和正義的抗爭是真實的。我們住在一個世界上囚禁最多人的地方,現在在牢裡的黑人比1850年的黑奴還多。」畢竟,當年金恩博士帶領的民權運動抗爭所要爭取的重點之一就是落實黑人的投票權,但過去幾年美國許多州卻對黑人投票的限制越來越多,而去年從福格森一系列對黑人的警察濫權顯示金恩博士的夢想,距離實現還很遙遠。

今年《逐夢大道》在提名時受到的忽視,包括導演Ava DuVernay和演金恩博士的男主角David Oyelowo都沒有被提名,都引起很大爭議。因此主持人在開場時說,今天我們向美國最優秀和「最白」(whitest)的人致敬──錯了,我是說最聰明的(brightest)。而當這位男主角David Oyelowo和主持人在頒獎現場有段小小演出而獲得觀眾掌聲時,主持人說,「喔,現在你們喜歡他了。」

此外,關於斯諾登的紀錄片“Citzenfour”(譯名:第四公民)獲獎時,導演說「愛德華斯諾登所揭露的秘密,不只是對我們個人隱私的威脅,更是對民主本身的威脅。當對我們最重要的決定是在秘密中進行時,我們就失去了制衡控制我們的權力的能力。」

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政治性發言,當然不是第一次。在奧斯卡頒獎歷史上經常有人利用這個全球注目的場合,發表對體制的批判,抗議社會的不公。

最為人稱道的是1973年馬龍白蘭度因為電影「教父」獲得最佳男主角,但他沒有出席,而是請一位美國印第安原住民女性演員Sacheen Littlefeather代為出席領獎;在她代發表的致詞中,馬龍白蘭度嚴厲批評了美國電影工業對印第安原住民的歧視待遇。

1993年,一向敢言的蘇珊莎蘭登、提姆羅賓絲夫婦在領獎時批評美國政府將感染愛滋病的海地難民集中於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的美軍基地。(十年後,這個基地因為美軍在此對所謂反恐戰爭的囚犯進行虐待而更惡名昭彰。)

1999年,奧斯卡頒發終身成就獎給五零年代的重要導演伊力卡山(Elia Kazan),但他一向也被認為在五零年代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中,點名指控他的若干電影圈同業為親共人士(當時電影圈有許多人被指控,以致於失去工作),因此在頒獎典禮上,許多人(如尼克諾特、艾德哈理斯)拒絕起立以作為一種抗議。

更激烈的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剛開始,獲得最佳紀錄片的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 在領獎時大聲痛罵當時總統:「布希先生,我們反對這場戰爭!你很可恥!布希先生!你很可恥!」

太激烈了嗎?或許。但一方面電影畢竟可以讓我們反思現實,另方面什麼樣的電影被生產、被看見、被提名,都是政治的。如果頒獎時只有燈火燦爛、歌舞昇平,彷彿過去這一年世界上什麼都沒發生,這才是電影與電影人的蒼白。 正如John Legend在致詞引用黑人歌手妮娜西蒙(Nina Simone)的話:「藝術家的責任是反映我們所身處的時代。」

下個月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不知道我們會看到什麼異議火光。

*作者為台灣評論人,現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兼《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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