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諾貝爾獎得主法國作家莫迪亞諾，官方公布的得獎理由是：「他揭露了『佔領』期間的世界。-----小說家用記憶的藝術，喚起最難捉摸的人類命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佔領巴黎，莫迪亞諾多部傑出小說均以此為背景。他自己如是說：「曾經在那個巴黎生活過的人，都想盡快把它給忘了，要不就只記住日常生活瑣事，只記住那些會讓人產生錯覺，自以為每天過的日子畢竟沒有跟承平時期有多大不同。-----在那個噩夢般的巴黎，你得冒著被告發的危險，警方會在地鐵站出口大肆搜捕-----。沒有它，我就不會誕生。那個巴黎從未停止她對我的糾纏，我寫的書更不時沐浴在在她那朦朧的光中。」
莫迪亞諾，一個拒絕遺忘的人，用書寫對抗善忘的世界。
（有一個時代拒絕被遺忘，有一群堅持要記得。橋頭事件36週年，老戰重回舊地重演舊事，你，還記得他們是誰嗎？楊子磊攝）
2015年1月22日，高雄橋頭。
小巴士裡的空氣有點興奮，陳婉真指著窗外的巷弄說：「那時候我們就是遊行到這裡，然後再從那邊轉出去。」坐前座的施明德馬上反駁：「亂講，明明是從這邊右轉，再繞到警察局去抗議。」陳婉真回嘴幾句，施明德又笑又氣：「惦惦啦！那天你們都是第一次來，我事先來勘察路線好幾次了。」施明德太太陳嘉君打趣：「真是一開始就有路線之爭。」小巴上這類小爭執不是第一次，穿著鮮黃夾克的陳鼓應和西裝筆挺的姚嘉文，一面聊天敘舊一面發現彼此對當年事的記憶已多有出入。
為了紀念「橋頭事件」36周年，這一天，陳菊、陳婉真、施明德、陳鼓應、姚嘉文、周平德、范巽綠等ㄧ群「黨外時期」老戰友重返現場。市長陳菊帶頭，一群人仿照當年攜手舉起「復刻版」白布條，上書「立即釋放余登發父子」「堅決反對政治迫害」，從余登發的故居(如今已成民主紀念館)出發，一路遊行到200公尺外的鳳橋宮，全台人氣最旺的市長以她慣常的鏗鏘有力發表演說：「歷史是公平的。當年在戒嚴令下要從余家走出這第一步是危險，當年有人不敢來，歷史就不會留下他們的紀錄，敢參與的人，歷史就有紀錄。」陳菊嘆息，老照片中和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陳婉真青春年少，「看起來真古錐，如今我們已漸漸老去，重新再走這段路，感慨很深。」
（余政憲〈左〉與姚嘉文〈右〉重會於橋頭。楊子磊攝）
高雄冬陽好溫暖，旁邊跟著走的鄉親興高采烈，空氣中有一種類似慶典的氣氛。遊行路線可以復刻，白布條可以復刻，但當年的肅殺緊張悲壯，實在太遙遠太難以想像。在民主自由如空氣般理所當然存在的此刻台灣，我忍不住想，這樣的紀念活動，以及下午的研討會，意義在哪裡？如果連緊接著發生的高雄事件都逐漸被大眾遺忘了，橋頭事件又為什麼要被特別記得？
有此疑問的顯然不只我。高鐵上，施明德的女兒問他：「爸爸，那天有多少人來參加遊行？」「二十幾個？」「人這麼少？有什麼好紀念的？」
「橋頭事件的重要性被低估了！」目前在北京大學任教、年近八旬的陳鼓應，對這個問題有很清晰的答案。他認為，橋頭事件一舉突破了國民黨30年的戒嚴統治，堪稱是台灣民主歷史劃時代的大事。在那之前，只要三個人聚在一起共商國是，討論改革，依據當時法令，就可能被起訴，被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北京大學任教的陳鼓應正是這場紀念活動的發軔者，近年勤於往返兩岸，半年前在一次與余政憲、范巽綠的聚會中，建議籌辦紀念余登發的活動。這一天，他帶著兩位大陸來的朋友，隨行記錄與採訪。
身為活動總指揮，施明德和當時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是最重要的關鍵人物。他回顧七0年代末期，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黨外異議力量不斷蓄積升高，但反對陣營人人有主見，誰也不服誰，幸好「北有信介仙，南有余登發，一南一北把大家箍在一起。」1977年，台灣舉辦五項公職選舉，黃信介與康寧祥組成「黨外後援會連線」黨外人士從單打獨鬥到初見全島性串連。1978年，更組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為年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巡迴助選。可以說，當時黨外形勢大好，陳鼓應、楊青矗、王拓和陳婉真都是呼聲極高的候選人。沒想到，12月16日，美國與中共宣布建交，「美中關係正常化」，宣布停止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人士共同發表「黨外國是聲明」，大聲疾呼「台灣的命運由台灣1700萬人決定。」
（施明德，永遠的反對黨，不論別人如何看他，從威權到開放，從兩蔣、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他選擇了一個不變的位置：站在權力者的對立面。楊子磊攝）
陳鼓應回憶，當時余登發第一個率先簽名，並承諾一個月後要在高雄舉辦1500桌的民主餐會，邀請黨外人士共聚一堂共商國是。余登發長年以金錢和精神支援黨外民主運動，隱隱然有黨外精神領袖之姿。結果，1979年1月21日，余登發與其子余瑞言因為「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罪名遭逮捕，「我判斷，國民黨可能以為黨外人士要組黨，先下手抓人。」
余家父子被捕消息傳到台北時，施明德、陳菊、陳鼓應、蘇慶黎等人正在台北花園新城聚會。許信良力主黨外人士必須團結起來抗爭，因為這是國民黨刻意製造的恐怖事件，為什麼挑選余登發？因當時余登發堪稱南台灣最有政治勢力的人，媳婦余陳月瑛是省議員，女婿黃友仁是高雄縣長，「這表示國民黨鐵了心，我就對你們最有勢力的人下手，連余登發都敢抓了，還有誰不敢抓？如果黨外人士不抗爭，讓余登發父子悄然被捕，台灣將會回到恐怖統治的時代！」回顧那兩天的驚心動魄，施明德連續講了幾次：「自由是奮鬥者的戰利品，不是掌權者的恩賜物。」
翌日，1979年1月22日，國民黨政府實施戒嚴統治30 年，第一次遊行示威活動就在橋頭余家開展，知名反對運動領袖人物包括許信良、黃信介、陳鼓應、陳菊、陳婉真、姚嘉文、張俊宏、黃順興、邱連輝以及林義雄等人，以探望慰問余家的名義聚集一堂，起初大批警力重重包圍，根本連門口都走不出去，靠著律師姚嘉文和省議員張義雄出面和警察折衝，終於突破封鎖，一行人帶著白布條走到200公尺外的鳳橋宮為余登發上香。短短200公尺，ㄧ路和警力又推又擠衝撞了好久好久，「那時，我是先寫了遺書才敢來參加的，」前國大代表周平德說。
沒有許信良，這場活動辦不起來，不少黨外省議員被他說服動員而來，但許信良因此付出沉重代價。事後，國民黨以監察院所提「彈劾案」為名，將他移送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休職二年。此舉再度激怒了「美麗島」社團，決定採取ㄧ致對抗行動，簽署「黨外人士為許信良休職案告海外同胞書」，間接影響了後續「美麗島事件」的爆發。
橋頭事件那年，撰寫《百年追求》的歷史學者陳翠蓮還是高二學生，她記得當時跑去台大校門口圍牆的「民主牆」去看陳鼓應王拓等人的貼文，政治氣氛緊張而肅殺，父母很擔心她不聽話跑去看熱鬧。36年過去了，如今她以學者身分參加座談會，以歷史的視角來定義「橋頭事件」的重要性。
她認為，「橋頭事件」可視為國民黨第二代獨裁者用嚴酷手段對付戰後第二波民主運動的信號。1950-60年代的雷震與白色恐怖為第一波，而剛接班不久的小蔣面對戰後新世代的反對勢力，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228與白色恐怖，不懂恐懼，而且戰力更堅強。小蔣眼見當時好幾位黨外候選人聲勢昂揚，於是利用「台美斷交」的外在危機轉化為內在鎮壓的手段，「從第二代獨裁者製造余家冤獄，讓許信良停職，再加上80 年代的幾次政治暗殺事件，連續起來看，可以看出小蔣的統治手段很恐怖。」
陳翠蓮認為，該是時候重新評估小蔣的歷史評價了，「雖然蔣經國因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而換來「政治開明者」的名聲，現在的歷史教科書也是這樣定位小蔣，「但他是為了延續國民黨政權不得不開放。」
台灣民主化20 幾年，「我們該怎樣看自己這段民主化的歷程？」陳翠蓮拋出質疑，「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歷史自己寫，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歷史都是統治者寫的！我們有必要梳理歷史，到底誰是正義的一方，誰在迫害人權？誰在捍衛人權？透過這樣的梳理，我們才能記取一路走來的艱辛，更願意護衛上一代犧牲換來的民主自由。」
（陳菊，當年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如今是連任高雄市長，即使擁有權力，她依舊堅持記得一路走來的歷程，為著心中熄不了的信念；只有堅持記得的人，才能始終站在歷史的前方。楊子磊攝）
傍晚近五點，到高雄圖書館參加座談會的群眾三兩散去，陳鼓應拿出一張高雄事件後黨外受難者家屬探監後的大合照，哽咽的說：「不久前拿到這張照片，我一看就哭了。那個時候，我們不分省籍不分統獨-----。」
是的，曾經有一個時代，敵人很清楚，奮鬥目標很明確，同志們很相愛。曾經有一個時代，一群人願意付出自由的代價、家庭離散的命運，追求台灣更美好的未來。曾經有一個，就算再努力想記憶，也漸漸飄散破碎的時代。曾經有一個，不應該被遺忘，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