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概念的界定上，最終掌握關鍵話語權的，還是「革命之父」孫文。
清朝末期首次打出的「中華」，是要把建立清朝的滿族從中國驅除、建立起漢族獨尊的民族國家，以此為正當性進行訴求的象徵性口號；樹立中華民國之後的「中華」，則是強調以滿族為首的「五族」團結融合的象徵性口號。(王柯《多民族國家—中國》)
孫文在一九一八年底，為了提供富國與民族自立一套方針，編纂了一部名為《建國方略》的作品。在這部作品中，首次出現了「中華民族」這樣的用語。
《建國方略》是部分為「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章的大作，在這當中呈現出孫文民族主義的真正面貌。簡單說，他只在第二章第三部「蒙古、新疆的殖民」中，提到清朝時期新納入領土的蒙古和新疆，而且還是和鐵路建設相關、如何實施漢人殖民的方策，至於對包含西藏在內的新疆、蒙古居住的非漢人，則是一副完全無視的態度。
可是在此同時，就像王柯指出的，「五族共和」意味著五族同心協力建設新國家，換言之就是必須要有參加者的同意與共識。換言之，非漢族獨立的要求有可能藉此正當化，而國家也內含了分裂的契機。
一九一九年，中華革命黨改稱中國國民黨，以廣東為根據地。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標榜民族主義的國民黨則是呈現反共的姿態。此後，國共合作與武力衝突、合縱連橫反覆不斷的混沌時代於焉展開。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前一年發表的「國民黨宣言」中這樣說：
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
這是當時孫文對民族問題的理解。這篇宣言中最大的重點是「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孫文的「中華民族」是個未完成的空架子，只是將來應該形成的努力目標罷了。
孫文對這個努力目標究竟抱持著多少責任感，其實很成疑問。在這裡已經看不到「五族共和」的修辭。不只如此，孫文在一九二四年的演講中更說：
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來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生活，同一言語文字，同一宗教信仰，同一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
孫文做出了堪稱「背叛」的路線變更，從伴隨民族自決的「五族共和」，轉變為以漢人為中心的「中華民族」。也就是說，他從康有為的「中華—五族共存」，戲劇化地轉換到章炳麟的「中華—五族否定」、「大漢族主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面臨到「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的危急狀況。
孫文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他的思想概括在民族、民權、民生三位一體的三民主義當中。根據他自己的說明，三民主義意味著「中國的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這整個體系的民族主義色彩相當濃厚，特別是在民族主義這章中，明顯充斥著近代民族主義的主張。換言之，他所著眼的是對內進行國民統一，對外則追求國際平等。(竹內好，《身邊的現代中國論》) 竹內好(一九○七—七七，專攻中國文學)認為，孫文的民族主義是處在「當帝國主義入侵亞洲時，面對侵略者所孕育出的民族意識」這個脈絡的延伸上。就普遍情況而論，新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民族問題的歷史理解，相當遺憾地比起過去的文人甚至來得更差。他們甚至連一語道破「周隋唐皆出武川」，這種清朝人的見識與認知都沒有。孫文的主張也幾乎無視於漢以外各民族的存在。王柯斷言，孫文所推演的國家論，雖然改換門面，號稱是建立在「融合」、「同化」上的「中華民族國家」，但本質上仍然是換湯不換藥的「漢民族國家」。
就在這種潮流與概念操作中，「中華＝漢」的構圖流傳日益廣泛，但是這種概念的發展仍然不過百年而已；而「中華」在這之前，已經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
就這樣，章炳麟的「漢族主義」論述，被孫文延續下去。孫文說，「在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而國族就是漢族的代稱。他認為，中國人只有家族和宗族方面的共享團體(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卻沒有民族精神，才會落入世界最貧困的境地，因此他要提倡民族主義(國族主義)，靠著民族精神來救國。
剛才的「國民黨宣言」中雖然說，要以「積極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為目標，但在另一層面上，其實是隱含著孫文意圖藉由民族國家，來確保具體領土的野心，也就是繼承滿族王朝的全部版圖。這不只和千年來醞釀的「中華」概念完全絕緣，而且是從根本上變質的轉變。這就是司馬遼太郎說的「歐洲風領土思想」，和現在的領土民族主義是密切相連的。
就這樣，從太宗構想的「中華」，到明清時代一直繼承下來的「文明主義的版圖」這層意義，已然完全消滅。
「中華」戲劇性地改頭換面，變成漢族中心的一種領土觀。
在這層意義上，具備了現代西洋傳入具體國境意識的「中華」既等於漢族世界，也是「用漢文化同化非漢族後成立的世界」。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文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言後撒手人寰。七月，在廣東建立了以繼承者汪兆銘為主席的國民政府，北京方面則是由段祺瑞擔任臨時執政。第二年，掌握了國民黨主導權的蔣介石開始北伐。另一方面，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在江西省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一九二八年，北伐完成，樹立了以南京為首都的國民政府。
一九三一年，國民政府頒布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憲法)，宣布「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
同年，共產黨在江西省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國共內戰爆發，中間還夾雜著日中戰爭，到了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將近四十年的漫長動亂才告一段落。
順便一提，「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提到的西藏，在這時候還不是民國的領土。西藏在人民共和國建國兩年後，遭到人民解放軍鎮壓全境；之後中國和聖俗兩界的領導者—十四世達賴喇嘛政權間簽訂了十七條協定，局面一時維持小康，但在一九五九年動亂再起，達賴喇嘛流亡到北印度，建立流亡政府，而中國則在之後成立了西藏自治區。不只如此，一九四○年代在蘇聯支持下，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新疆，其歸屬中國要等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六年後，也就是一九五五年(維族自治區成立)。
這些地區並沒有那麼簡單從清朝的版圖繼承下來，就算樹立了自治區政府，也未必就受地方歡迎。不滿的火種，直到現在依然沒有消失。
繼承由章炳麟所提倡、並由孫文所決定的「中華」概念者，是奉孫文為國父的國民黨主席蔣介石。他在一九四三年於重慶出版的《中國之命運》第一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展中，作了以下的陳述：
（相關報導：
一週好文：在台灣還不是「中華台北」的年代
｜
更多文章
）
我中華民族建國於亞洲大陸，已經有五千年之久了。......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由於生活的互賴，與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數宗族，到此早已融和為一個中華大民族了。......五族的名稱絕不是因為人種和血統的差異，而是因為宗教及地理環境的差異所致。(蔣介石，《中國之命運》)
毛利和子(早稻田大學榮譽教授，專攻中國政治外交史)說，蔣介石的主張，雖然有喚起民族主義、在日中戰爭中動員國民的用意，但是—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形塑國民」的嘗試；然而這也是對孫文以來大漢族主義的本質， 赤裸裸地表明。(毛利和子《從邊陲看中國：民族問題與國家》)
蔣介石的立論雖然看似繼承了孫文「中國人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的想法，但箇中卻有著決定性的差異。
蔣介石說，中華民族的存在「已有五千年之久」。也就是說他認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不只是包含少數民族的全民族總稱，還是自古以來便已如此認知。這和章炳麟的中華觀迥然相異， 也不是孫文設定的努力目標。他雖然打著繼承孫文的旗號，卻有意識地將孫文的概念抽梁換柱， 堪稱是又一次重大欺瞞。
這種議論—也就是所謂的「中華大民族論」，是一種極其粗糙的產物；它把五千年歷史中相關的所有民族全部包含在內，當成一個「中華民族」來看待。既然如此，那一九四九年將國民黨趕出大陸的毛澤東和他率領的共產黨，又是怎麼看待「中華」的呢？
至少他們繼承了以黃帝為祖的「漢族」思維。一九三五年，國民黨派遣中央委員前往位在陝西省黃陵的黃帝陵，向黃帝祈求「力排艱險，以復我疆園，保我族類」—請竭盡全力排除苦難，恢復我國土，守護我民族。
兩年後，中共陝西蘇區政府祭祀黃帝陵，由毛澤東主席與朱德抗日紅軍總司令朗誦祭文。黃帝即使在共產黨政權下，也是被當成漢族象徵來奉祀的。
「我們中國現在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這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為漢人。此外，還有蒙人、回人、藏人、維吾爾人、苗人、彝人、壯人、布衣人、朝鮮人等，共有數十種少數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中略)
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中略)
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一九三九年〈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
闡述「中華民族開化史」的毛澤東，他的中華民族與蔣介石的並無差異。從這裡可以看出， 他繼承了蔣介石的主張。
話雖如此，毛澤東的論述中有兩個「中華民族」，前者明顯是指漢族，後者則給人一種不太自然的做作感，也可以說是有點消化不良的微妙表現吧！
在新中國建立七年後，毛澤東又發表了一篇名為〈論十大關係〉的文章，其中的第六點是「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
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這看起來似乎是否定了章炳麟、孫文一脈傳承的國族(漢族)主義，但也不是康有為主張的五族共和。毛澤東的想法，是孫文「團結國內各民族，合為一大中華民族」的修正路線，同時更繼承了蔣介石的欺瞞。
＊作者後藤多聞（ごとう たもん），歷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客座教授、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平山郁夫絲路美術館理事。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何謂中華、何謂漢：追逐彩虹的草原男兒》（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