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落第，對我青少年人生是一大打擊。但從考上的同學的後來遭遇來看，我的不幸卻原來是人生的大幸。
失敗者回憶錄33：中學的青蔥歲月
帶著朦朧的「社會主義救中國」的理想，14歲進入愛國學校香島中學，在嶄新的學習環境下，四年內向著中共化的政治思想一路狂奔。從一個普通同學，快速「進步」成為學生領袖，班常務（即班長），學校話劇組主要演員，1954年畢業時作為畢業生代表在講台上致辭。說是學校的「風頭躉」（老派粵語，可理解為：風雲人物）也不過分。
愛國學校的老師大部分都負有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使命。在上課期間，班主任可以課前約其中一個學生到教員休息室詳談整整一節課，正在上課的老師和同學也習以為常。班主任在同某同學單對單談話中，會親切地詢問某學生的家庭環境，除了同學之外有什麼朋友，正在讀什麼課外書，在交談中討論祖國、社會主義政治思想、將來往中國升學等等問題。班主任也會在整個學期中，在學生上課的時候到每一個同學家中探訪家長。除了與家長交流子女的問題之外，相信還會乘機了解學生的家庭政治傾向。
同學中也有一些潛伏的共青團員，他們負有政治責任，去「幫助」思想落後或他們要在政治上培養的同學。其中有的同學曾經一度輟學，然後又回來繼續學業，他們不講去了哪裡，但其後知道是去了左派工會工作。梁麗儀在我升高二那年入學，她哥哥高我一班，我當時已經是學生領袖，她哥哥要我好好「幫助」妹妹，因為妹妹從奴化教育的英文書院轉過來。麗儀多年後告訴我說，其實她很不願意來這樣的學校，但她父親是中共地下黨員，哥哥是共青團員，他們不容許她繼續留在英文書院。她入校的那一年，她哥哥就輟學去了當左派工會的幹事，一生都做著工會的低薪和沒有向上流動機會的工作，直到退休。
我在培正時學習成績很差，進香島後在新環境下，有了進步要求，鞭策自己努力，成績也飛躍成為名列前茅。我還大量閱讀課外書，尤其讀了許多進步的中國文學作品。16歲生日，父親送了我一套20本的《魯迅全集》，我開始閱讀魯迅的小說、雜文。我的中國語文成績突出，也有口才。
那時候香島的老師來源，主要是1949年前在廣州的中山大學、嶺南大學讀書的左派青年，他們大都真正懷著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理想，在做學生的思想工作時，我認為他們是真心相信的。
有幾個同學，主動與我接近，不斷在談話中對我作思想啟蒙，提出一些問題讓我思考，也告訴我一些有關蘇聯和新中國的實況。我醉心於這類我當時認為有深度的談話，也感覺到他們的身份不尋常，應該是與中共組織有關連。出於對中共領導革命的崇敬，我也想靠近「組織」，因此在他們的影響下積極地聯繫同學，也在對其他「落後」的同學做思想工作，並迅速上升為觸目的學生領袖。
總的來說，左派學校的政治氣氛很濃，學校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思想教育。
從高一開始，我就被吸收到學校的話劇組，演出話劇。那時領導話劇組也是歷次演出的導演，是畢業於耶魯大學戲劇系的張躡峰老師。他循循善誘的指導，是我對戲劇的啟蒙。
1954年中學畢業，我被提名做畢業生代表致辭。有人告訴我，在幾個班主任和老師討論人選時，有老師提到，代表人選不僅要有口才，更重要是背景純正。他認為應該選政治背景更為可靠的人選，也就是應該是共青團員。不過，我終於還是被選上了。我寫了講詞，但被老師大幅修改。站上講台的時候，我忽然覺得自己在演戲。
中學畢業後，絕大部分同學都一起到廣州參加全國高考。到了廣州，一個平常不起眼的同學，被當局定為我們的領袖，一切活動都由他帶領我們參加。我這個在香港同學中算是有威望的學生領袖，靠邊站了。這時候，有組織背景才被器重，這一點同學們都看到。
那時中國的大專院校剛起步，招收香港學生還是新事。我的成績好，在學校的政治表現突出，我原以為我考取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但讓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居然不被錄取。我一直以為因我在考試前病了一場，影響考試成績。是成績使然。許多年以後，一位也是成績很好但也沒有錄取的老同學跟我聯繫時說，他相信是他在香島的檔案不佳，是政治落後分子，所以沒有錄取。我於是想到，我可能也是類似情況。表面上，我政治上很進步，但家境較富裕，不屬於中共所信賴的社會下層家庭。而我父親，雖然也是左派影圈中人，但實際上卻因為他在淪陷區及戰後的社會聯繫複雜，而在中共的檔案上有被懷疑的「污點」。這事情終於在幾年後被證實了。
我的高考落第，對我青少年人生是一大打擊。但從考上的同學的後來遭遇來看，我的不幸卻原來是人生的大幸。那位在高考時被中共當局信任的共青團員同學，在考進大學後，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過了極其不幸的一生。（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9日）
失敗者回憶錄34：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有時候，我會早上去公共球場，同不相識的人打籃球，下午從尖沙咀住家走路到油麻地的中華書局，找些書站著看大半天，再走路回家。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人生的禍與福、幸與不幸，往往受社會環境變遷的支配，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掌控的。我18歲參加中國高考的落第，從結果來看，可能是大幸，但在當時來說，卻無疑是天塌一樣的不幸。
一年前還在中學畢業班，我與同學們一起幻想著、探討著我們未充滿期待的日子，充滿期待，在祖國的大學長知識，然後為建設祖國在各個角落各個行業貢獻力量，我們幻想在大西北尋找礦苗，在科學部門做研究，在窮鄉僻壤做老師，過著既不是「碌碌無為」也不是「虛度年華」的一生。而這一切，都因高考落第而一盆冷水澆下來。活躍的，忙碌的，總是在同學注目的焦點中的生活，一下子變得冷清。在香島中學四年，向著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理想一路狂奔，到這時候發現似乎被理想拋棄。第一次成為人生的失敗者。這種精神上和出路上的落差，對一個18歲的青年的打擊，真是很大。
在參加高考的過程中，我領悟到自己原來在政治上不是那麼被信任。我曾經認為可以依賴的學校當局，在我接到落取通知書後，並沒有給予我對出路的意見或支援。幾個月後，部分落取的同學，被安排去廣州入讀補習學校，準備來年再考。我沒有得到安排。我整日閒置家中，成為畢業即失業的青年。我去找畢業班的班主任，他說會替我留意有什麼工作可做。但拖了好幾個月都沒有著落。
那時候，我父母親已經離婚多年，媽媽在日本另有家庭，我姐姐在1950年就回到廣州讀中學，1952年考上瀋陽的東北工學院，正在那裡讀書，我的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在上海依附他們的母親。從1951年開始，我就跟著爸爸過日子。1953年爸爸另娶。我原先在父親眼裡，是一個極為上進和讓他驕傲的孩子，自落第留在家中就成了沒有出息的多餘的人。我沒有錢花又不敢跟父親要。一個人在家中等吃飯等睡覺。感到前路茫茫。
有時候，我會早上去公共球場，同不相識的人打籃球，下午從尖沙咀住家走路到油麻地的中華書局，找些書站著看大半天，再走路回家。
那時在香港找工作不易，尤其是我們左派中文中學的畢業生，更難找事。另一方面，我仍然抱著愛國主義的理想，想要憑學校的介紹參加「愛國陣營」的工作，所以一直等待。眼看有些沒有去高考的同學，被安排留在學校任教師或職員，有的被介紹去了左派國資機構，而我仍然在等待。經過一兩個月後，我決心把個人前途問題放一邊，收拾心情去閱讀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著作，也每天寫閱讀和生活札記。
投閒置散約半年，在廣州讀大學的同學回香港過寒假。那一天，畢業後沒有怎麼聯繫的梁麗儀，從火車站下車沒有回家，就到我家來探訪。她問我這半年怎麼過？對未來有什麼打算？以前在學校時是我關切她的「進步」，現在換了她關注我的前途。我們談了一個下午，我送她回家。從這一刻開始，我們在她這段寒假期間，有多次會面。她回廣州後，我們開始了通信。
1955年2月，班主任通知我，持一封介紹信去《文匯報》找一個叫廖源的人，他會安排我工作。跟我同去的，是班中一個普通同學，不是我那樣的活躍分子。廖源不是安排我們在《文匯報》工作，而是介紹到一家華僑資本的書店——上海書局。我後來猜想，根據中共對我父親檔案的研判，我在政治背景上是不配進入中共官營機構工作的。上海書局的總公司在新加坡，香港是分局，政治上屬於中共在香港的團結對象。
我進入上海書局的月薪是100港元，公司供食宿。開始在發行部工作，幾個月後，調到位於灣仔一座舊樓四樓的編輯部，任資料搜集和校對。廖源家住三樓，他和家人常到編輯部借打電話。一年後，他陪同紅線女、馬師曾訪北京，馬紅其後回國服務，廖也就被指派到左派電影界當領導，改名廖一原。成為一時影圈名人。
據後來了解，廖源是中共黨員，被派往領導中共外圍的民盟（中國民主同盟），而上海書局的負責人，也是香港民盟的成員，間接受中共領導。上海書局，不是中共資本的黨產機構，只屬中共的外圍。
不太被信任，進不了正式的國資機構，但反而使我有了自由成長的空間。在上海書局編輯部，我開始了人生的新階段。（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12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